康师傅玩现了。在网民的明察暗访、口诛笔伐下，康师傅今天终于承认矿泉水瓶子里装的都是自来水，承认以前忽悠消费者来着，广告里说的“选取优质水源”，其实就是自来水管里流出来的水。但是，人家不认错。康师傅公关部的人说了，“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售价仅一两元一瓶不可能用矿泉水等天然水。”（来源：搜狐新闻）

我不知道康师傅公关部的同仁在对媒体说出这句话之前，有没有认真思考过它的后果。无论是站在媒体还是消费者的角度，我都不会接受这样的解释。这种抱怨产品质量差，而后遭受反击的体验实在似曾相识——你到任何一个不正规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购买残次品时都很容易遭遇类似的经历，那些操着各种口音，喷着唾沫星子大骂消费者“不长眼”的市侩商人，经常用这种句式强词夺理，“有钱你买贵的去呀！”可问题在于，康师傅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半年营业额20多亿美元的大品牌，不是奸商，怎么能用“一两元一瓶不可能”这种话去掩盖自己的过失？

康师傅不认错，觉得自己无辜，因为他们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你凭什么只针对我？于是，康师傅公关部的天才用一句一箭双雕的解释，捅了两个马蜂窝，更大的一个，则是瓶装水行业其他厂商不得不对其落井下石的无奈选择。其实类似的事件早已有之，当初光明牛奶被曝循环使用变质奶、生产间肮脏不堪时，光明牛奶的公关同行就说，“大家都是这样做的”，说这是行业规则，结果遭到其他牛奶厂商的疯狂反击，大家都说，就你丫脏，我们不脏，搞得光明牛奶赔得一败涂地。

果不其然，康师傅在说完这话之后，农夫山泉市场部的陈文杰就表示，“优质水源”指的是天然的、无污染的水源，康师傅矿物质水是城市自来水接出来的，那么“优质水源”从何谈起呢？瞧人家农夫山泉的市场部多会说话，人家也不说自己优质，就说你康师傅脏，谁让你自己栽了还往全体同行身上破脏水的！其实，换个思路，如果康师傅你就这么认错了，认栽了，反而其他厂商会同情你，行业协会也会替你多少说几句好话，回头再一起制定个行业规范什么的，没准这事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这么简单的道理咋就不明白呢？

康师傅栽了，明明是自己的错，不道歉，反而像个劣商那样狡辩，完全不把企业的社会责任放在眼里，不要说一个企业，一个人这么为人行事都不会有好下场。不信你看着，这事还没完呢，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讨论康师傅矿物质水是怎么做出来的了，还有媒体报出矿物治水居然是酸性水，对健康有害，还可能致癌呢！捅了娄子不知道补，还嫌不够大，继续搅。康师傅一句话失策，败就败在不会做人上。用陈阳老师的话说，这是素质问题。

和康师傅的公关比起来，谢亚龙老师就油滑太多了。人家先认错，然后把矛头指向奥运期间开房间的国奥球员，自己俨然一副没事人的样子。本来应该谢老师写检查，结果变成了球员写检查，虽然很无耻，但也不失为一种转嫁危机的办法。问题是，那个球员就实在太不明智了。虽然大家都知道，该队员上了一个女人和比赛时射门太少关系不大，但毕竟是违纪了，人家还是写了检查，并且解释说，开房间就洗了个澡，没射，因为“我呆在宾馆开房的时间前后只有半小时不到，这么短的时间，若有其他行为，也不符合我正常的习惯”。球员的言中之意是，他真的没射，要真射起来，半个小时根本不够用。其实，在很多时候，真心的道歉比恶劣的解释更容易化解矛盾，只可惜康师傅和开房球员都不太懂事。另外，我不知道那个队员是谁，但我觉得他挺有韩乔生老师的潜质。

康师傅公关部的兄弟们要当心，你们得赶紧把这个危机铲了。手慢了，当心谢亚龙老师说国足射不出来，是因为喝了你们灌的自来水！

驴神。

奥运期间我一直没写博，主要是因为没时间——公司内外好多事卷到一起，总是忙不完——其实现在也没忙完，但好歹算是择利落了。另一个原因是，每次我想写点什么的时候，都发现想写的东西太多，一件事写着写着，思路一不留神踩到了超链接，跳转到别的地方去了，遭遇更多精彩，不写可惜。幸亏哥们腰好，能够承受生命不能承受之非写不可之事，死扛，接茬写，结果没写几笔，思路又跳转了，又跟精彩打一照面……如此循环往复，结果就是键盘的敲击速度远远跟不上思考的速度，彻底写不下去了，只好睡觉，博客就一直写不成。古人说，写东西的时候思路多是好事，管这叫“神思泉涌”，但我觉得这实乃写作中的一大忌讳，说明作者思路混乱，语言组织能力受限。如今奥运过去了，我还是写点什么吧。

奥运期间，也就是陈燮霞刚拿完那块举重金牌不久，就有人对我说，中国人拿举重金牌是种耻辱。听得我都惊了，我操，拿块金牌都犯错误，那没落着名次的是不是都得拖出去斩了？后来，那哥们镇定自若地解释说，举重是一种对身体有伤害的运动，人家发达国家生活水平高，运动员都爱惜身体，所以不练举重这种（低等）运动，中国运动员人穷志短，不惜自残也要争金夺银，所以此乃一大耻辱。说真的，我不知道这种混账逻辑是怎么顺下来的，更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会相信这种屁话。咱且不说奥林匹克精神倡导众生平等那种上纲上线的话，也不深究发达国家是不是真的没人练举重，单是那种唯发达国家马首是瞻，妄自菲薄还自以为有智慧的态度，就让人瞧不起。冯板凳老师要是在场，一定会说：“你丫没逻辑。”其实我也觉得逻辑最重要——有逻辑的人不一定聪明，但没逻辑的一定是傻逼。

今天参加陈阳老师的危机公关培训，陈老师谈到刘翔退场事件，激起听众的浓厚兴趣，以至于最后的20分钟交流，人才们都以刘翔退场为噱头，不厌其烦，没话找话，乐此不疲地挑逗陈阳老师。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刘翔不应该退场，都说这是一次危机事件，在人才们看来，刘翔老师退场前如果能再和谐一些，比如坚持着跑完全程，或者亲吻国旗，向观众三鞠躬，效果就更好，就更值得我们原谅。我觉得这种诡异的逻辑实在令人费解，就因为你希望刘翔拿冠军，人家没跑，就必须向你道歉？凭什么！另外，那些叫嚣者刘翔就算爬也应该爬完全程的人，其逻辑水平基本上还停留在小学时代——为了表现自己很努力，很上进，很奥运，就应该演戏——这不仅是没逻辑，而且还很虚伪，不仅自己虚伪，还逼着别人跟自己一起虚伪，真是虚伪到家了。

奥运刚结束，QQ上就传来谣言，硬是要把奥运会奖牌数和汶川地震联系到一起，绝对是别有用心的人干的。谣言的第一个版本有个明显的错误，因为我们的银牌刚好是21块，没凑出他们希望的那个数字，可人家偏说咱们的银牌数是22块，一条谣言还没编圆满就急不可耐地发了出来。可问题在于，如此容易识破的谣言，转发消息的可大有人在，我相信这些人不傻也不笨，相反，转发的时候可能还都希望别人觉得自己聪明，可他们就是唯恐天下不乱，这不是阿Q是什么？后来，谣言升级了，拿时差说事，其实有点地理常识的人都能一眼看出来他们在胡说八道，简直不知所云，可即便如此，阿Q们还是一通狂转，觉得自己又聪明了一回。在我看来，他们未必真的傻得难以自拔，只是有时候喜欢装丫挺的。

综上所述，通过奥运，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谣言止于智者，传播于没逻辑者，包括傻逼、虚伪者和装丫挺的。共勉之。

以前我们一提“文化差异”，总是会产生如下联想：外国人爱吃西餐，我们爱吃中餐，他们的牛油乳酪面包洋酒我们一概吃不惯，这叫文化差异；外国人性开放，见面就亲，就拥抱，就上床，中国人受不了，这叫文化差异；外国人没文化，不像我们有方块字，有京剧、脸谱、扇面、旗袍、花鸟鱼虫、笔墨纸砚以及一切象征民族文化的东西，这也叫文化差异。

一直以来，我们都不乐于承认有“文化差异”这种东西存在，即便是一不留神存在了，也一定会得出“外国文化落后”的结论，这是由于我们的传统教育总喜欢把“文化教育”当作“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承认我们有文化，同时拒绝承认别人有文化，这就叫爱国，或者毋宁说，教育机构的主事人觉得这种论调会导致我们的下一代更爱国。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像余秋雨老师那样，随便翻开一页语文或历史课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就在胸中吐纳。所以，我们听到港台流行歌曲，就说香港台湾是文化沙漠；我们看到日本动漫，就说人家思想不健康，就封杀。可我们的青少年照样唱港台歌曲，喜欢周杰伦和S.H.E，学生们照样看日本动漫，买《死亡笔记》的周边产品。因为，如果我们不唱这些歌，就无歌可唱，不看日本动漫，就无动漫可看，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们在某些领域到底是有文化还是没文化。

久而久之，文化差异，尤其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就成了一个方便的借口，可以用来抵挡一切与文化事业、外贸经济、市政建设、企业管理有关的所有失败或失职。众所周知，中国电影已经垃圾到没法看了，中国动画产业几乎全军覆没，中国足球更不用提，哪一样的有关部门领导在替自己脱罪的时候没拿“文化差异”说事？在我看来，虽然近年来我们开始承认有文化差异存在——当然，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这件事即使到了今天依旧不清不楚，因为谁也无法准确地说出文化差异究竟是什么，包括哪些元素，适用于何种范畴。我觉得，拿一个不清不楚的悬空概念替自己辩解，本身就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从逻辑上看很可笑，但问题在于，此类理由在我们这里都很受用。谢亚龙就说过，中国男足的问题主要出在外籍教练身上。

卧梅又闻花，所以我平时只看电影，不看戏。上周人品奇好，屡遭赠票，于是连续看了两台大戏，一台是歌剧《杨贵妃》，另一台是“中国首部摇滚动作音乐剧”《美猴王》。算起来，这两部戏都是中国历史题材，都有名角登场，都是大制作，票价都不便宜，可它们给我的感受却截然不同。看《杨贵妃》的时候，我在进场后15分钟就已经百无聊赖，只得拿出NDS把玩，最后趁着中场休息的15分钟仓皇逃走；而《美猴王》虽然也有少许不足，比如情节严重篡改《西游记》原著等，但它的音乐、场景、人物表演实在引人入胜，直到演出完毕我还觉得意犹未尽。现在想想，我觉得问题主要出在了文化差异上。

我知道外国人喜欢看歌剧，好多莎士比亚的名作都是用歌剧来演绎的，并且不乏传世经典。可作为一头当代中国青年，我从小就不爱看唱戏，我连京剧都不看，别说歌剧了。我愿意承认歌剧是一种优秀的艺术形式，是人类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那种竖着一张嘴，搂着自己肚子作讴歌状的艺术，我是实实在在地接受不了。《杨贵妃》这台戏，偏偏又把中国古装故事和歌剧结合起来，搞得唐明皇和下面一群官兵都跟吃顶了似的，明明十万火急了，眼看就国破人亡，居然还在那儿翩翩起舞，高唱“此恨绵绵无绝期”，看得我咬牙切齿，此恨绵绵无绝期。再有就是，我不懂京剧，但我能听出里面的一些精彩之处，比如京味十足的伴奏和字正腔圆的唱功，但歌剧就不行，我完全听不出来里面有什么艺术成分，在我听来都是扯着嗓子瞎唱，跟变形金刚里“声波”的对白完全是一样的，好似驴鸣。说真的，我不拒绝新事物，但我受不了不伦不类的东西。

出于一个公关人时刻准备着忽悠及防忽悠的职业本能，我对“中国首部摇滚动作音乐剧”这种噱头具备天生的免疫力，所以基本上也是带着批判的有色眼镜去看的。可当演出开始时，我却被那种介于华丽与流行之间的抒情摇滚强烈震撼。在《美猴王》中，负责用音乐串场的女高音不仅唱功了得，音域辽阔，连唱两个小时，声线居然没有任何衰减，而且从作曲到伴奏，都带有强烈的现代气息。我觉得，所谓“摇滚”真的是个纯粹的噱头，就算把它去掉，也不会让这部戏的魅力打上半点折扣。此外，舞蹈也是《美猴王》的一个巨大亮点，这部戏直到谢幕，演员都没有一句对白，但他们居然仅靠舞蹈，就把人物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猪八戒和臭鼬姑娘的古灵精怪，美猴王的矫健身手，牛魔王的邪恶与强势，唐僧和冰仙那种暧昧的情谊，全部表现得入木三分，令人印象深刻。Amanda说，《美猴王》为了适应老外的习惯，在情节上做出了太大的牺牲，但我觉得，他们能把如此糟糕的剧本演绎得这么精彩，已经足以说明这部戏的成功。

《杨贵妃》与《美猴王》，一部是用歌剧唱出来的，另一部则使用抒情摇滚，一部是用管弦乐队伴奏的，另一部则大胆采用了帅哥云集的摇滚乐队。我对它们的喜恶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然而这却足以说明，所谓文化差异，的确能让人对不同的艺术形式产生截然不同的态度。就拿我来说，我很喜欢抒情摇滚，这是我能接受的一种艺术形式，所以同样是舶来品，它和中国古典西游记结合起来，我就觉得很爽，甚至到了谢幕的时候，全体演员抱着吉他上来集体狂欢，我都心旷神怡。本来嘛，我们耳濡目染摇滚乐那么多年，如今它已经成为流行文化中的一部分，再去把它和舞台剧结合，我们就很容易接受；而歌剧就不一样，我们本来就对它陌生，然后还得看唐明皇等人披着古装唱歌剧，算起来这叫拧巴套拧巴，一拧到天涯，你说我在那种现场，除了去玩NDS还能干点啥？

这么多年，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前仆后继，披荆斩棘，试图一举抹平东西方文化差异，像孙老先生说的那样，天下大同。可问题是这件事没那么容易，纯形式上的文化结合根本就无助于消灭差异，充其量只能算作“文化掺和”。我的一个突出感受就是，当我们面对真正的文化差异，就像我在听歌剧时，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听不懂，而是本能地认为歌剧是一种肤浅的东西——瞎逼唱。我想，大概那些外国人在看我们的京剧时，感受也差不多吧。中国人从来都特别渴望老外们认同我们的文化，但这个前提应该是先帮助他们听懂，这个工作的技术性太强，不是说两句外国话，翻译几个人名就能搞定了的。很多时候，老外对我们的文化艺术竖起大拇指，那是出于尊重而非认同，如果不尊重，比如退回到八国联军时代，人家竖起来的就不是大拇指，就是中指。

在圣经里，上帝为了阻止人类制造通天塔，让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语言，这样不同地区的人就无法沟通。后来有了翻译，上帝他老人家还是有恃无恐，因为他知道，语言互通始终只是表面，最难的其实是文化上的相互理解。

外国人不是始终不愿意给中国文学家颁诺贝尔奖么，没事，咱钱钟书老爷子早就放话给他们啦：“你们丫没文化！”

为看奥运会，林不飞老师扔下PConline的一群小弟，特意从广州飞到北京，一降落就跑到宾馆，盯着CCTV-5，聚精会神，不许别人打扰。不飞老师说，北京的奥运转播信号到广州会有衰减，看得不清楚，所以他必须来北京看。结果，不飞老师抱着电视机看了三天，奥运会开幕式还是没播，找宾馆的服务生一问，原来奥运会8月8号才开始呢。不飞老师掐指一算，发现自己整整早到了半个月，这下白飞了，早知道就应该不飞。小丹波波娃知道了这件事，乐不可支，决定组织聚会，让大家一起安慰不飞老师那颗受了伤的小心脏——其实我知道，她是想亲眼见识下，不飞这个自称奥运控的怪蜀黍，究竟晕乎到了什么地步。

小丹波波娃在群里说，我们去吃德意志酸汤鱼，然后大家就都傻了——先不说德国酸汤鱼是否靠谱，光是那个聚会的地址，就已经让我这个老北京都觉得自己不是北京人。后来我们才知道，聚会的馆子是小丹波波娃的准男友——阿峥司机帮忙预定的，该司机人脉辽阔，动不动就说某某馆子是他哥们开的，仿佛他周围的哥们里，除了王小猪，别人都在做餐饮。德意志酸汤鱼就是阿峥司机的亲哥哥的同窗，撒贝宁老师的一个远房亲戚的邻居的弟媳妇开的。等到了地方才发现，该酸汤鱼并不叫“德意志酸汤鱼”，而是位于五道口德意志银行北边，胡同最里面的一个小门脸，真名是什么我已经忘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阿峥怕人找不着，所以才冠以“德意志”之名。说真的，这么多年我头一次觉得阿峥如此有才。

我和姜磊姜白菜老师赶到现场的时候，电脑虎老师、卢五月老师、刘鑫老师、杨亮老师等人已然入座，大家见了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操！这地方真他妈难找！”我马上打圆场，安慰道：“不操，我们不操。你们还是常驻北京的呢，你看人林不飞老师都没说难找！”唉？不飞老师呢？话音刚落，不飞老师出现了，老虎“噌”地站了起来，一个饿虎扑食冲过去，和不飞老师抱作一团——这情景像极了井冈山会师，难怪伟人说“历史和现实总是惊人地相似”。不过，仔细观察，我们还是能发现细微的差别：老虎和不飞老师亲切拥抱的样子，怎么看都给人感觉他们在比赛相扑。服务员小姐吓得直拨110，被我们拦住，大家都说：没事，文化圈的人都这么打招呼，已经够朴素的了，我们只动上半身，不像文艺圈的，只动下半身。

林不飞老师说，他在北京的那几天，刚好赶上暑伏，北京人都说热，但他觉得小意思啦，因为他是从广州来的，广州比北京热多啦，蚊子也多多啦。这些我们当然都知道，因为他的同事兼地陪，贾明老师，就因为陪他四处走，彻底热挂掉了。我们在饭馆吃酸汤鱼满身大汗，贾明老师躺在被子里退烧也满身大汗，所以我们决定，在吃完酸汤鱼之后，集体缅怀贾明老师一分钟。

革命小酒天天醉，饭局之后是牌局。在《三国杀》设计人，Yoka Studio的杜彬老师的热情教学下，现场所有人都迅速学会了此套被称作“杀人游戏二代”的纸牌的游戏方法。说真的，我惟一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马老师身为“忠臣”，还对坐在他旁边的“主公”，也就是我，疯狂施以各种杀招和锦囊，害我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弃掉全部装备和手牌，从头再来——这年头，当个领导容易么！

翠花，上艳照！

林不飞老师正得意地向众人展示传说中的东坡肘子

小丹波波娃神秘男友阿峥出镜，据说此男友仍在试用期

卢林嘉老师的表情，充分暴露了他在游戏中的身份

卢老师的动作，再一次暴露了他的身份

林不飞老师做主公时，时常露出这般迷茫的眼神

一旦抓到好牌，就不再迷茫，露出这样的眼神

三国杀游戏的总设计师，杜斌老师传授众人游戏秘籍：欲练神功……

没想到老虎居然还是摄影高手，本篇博客中所贴照片大部分出自老虎之爪

马天宇同学憨厚的笑容背后，藏着一颗叛逆之心

左起：华军软件董先颖老师、太平洋林不飞老师、新浪网杨亮老师

今天是我第一次见Amanda。

好几天以前，她就在MSN上说，她个子很高，让我做好心理准备。我猜她这么叮嘱我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是怕我自卑，二是暗示我如果不想自卑，见面之前应该穿上高跟鞋。我觉得，什么事都怕没准备，有了准备就不怕，既然Amanda同学已经提醒过我，那么就算她长成一只姚明我也不吃惊了。反正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人间正道是沧桑。

我很不擅长在SNS中经营自己，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对像Amanda这种高人气用户充满了好奇。在我看来，他们有一种特殊能力，能够很好地在网络空间中聚拢一大批网友或粉丝，这使得他们就算是记个流水账，或者偶尔在博客里发发牢骚，也能一下子收获一大堆回复，这种能力令我望其项背，望尘莫及，一眼望不到边。所以，见她之前我就想好了，一定得看明白，这个一不像赤姐那么“脱，俗”，二不像兰董那么欠扁，三不像斯特瑞克那么玩命的小妮子，究竟哪里不一样，能引无数聚友竞折腰。

见到Amanda的时候，我还是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位同学虽然高，但还不至于高得离谱。据我目测，其实际身高在170cm左右，如果她去参加闹运会摔跤比赛，应该会被分配到女子48公斤级，属于超轻量级选手。Amanda穿一件紫色连衣裙，看上去很像宜家卖的那种只能插一两朵花的透明花瓶，显得很淑女，但她告诉我，她今天已经不淑女了，前两天淑女我没赶上。我说没事，我会联想。

我发现，跟Amanda聊天就像练气功，很容易走偏，而且会越走越远，一时半会回不来。证据就是我们俩跑到澳门街茶餐厅去吃饭，一顿饭吃了两个小时，结果两碗云吞面几乎没怎么动，倒是都把冰水喝得一干二净——这说明我们俩的饭局以交谈为主，以饮水润喉为辅，吃什么、吃不吃其实都是次要的——若非两个人都专注于互呲，很难实现这样的效果。

我还发现，Amanda同学和我一样，习惯跳跃思维，往往是一件事说到一半，脑子里就已经跳出许多别的话题。我记得我们从MySpace的改版聊到了罗川老师和蔼可亲，从邓文迪阿姨的身高聊到了当代大学生宿舍的脏乱差问题，又从闹运会查暂住证聊到了梅玮老师的艺术追求。具体是如何过渡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我能记得的只有杯子里迅速消逝的冰水，以及席间飞舞弥漫的口水——当然，口水是谁的，我也已经记不清了——好在这并不重要。

后来，Amanda同学从包里翻出了一部数码相机，扬言要给我拍照留念。我说不好，因为我昨晚加班，几乎没睡觉，早上出来得急，脸没洗，胡子也没刮，所以她见到我的时候，我刚好处在容姿最差的状态。你知道，就算是梁朝伟，经过这么一番折腾，1000万像素的脸也就剩下30万像素了，我倒不介意被拍下来，我怕被拍下来了还要被拿去吓人，吓到神仙姐姐也就算了，万一吓到了小盆友，那就不好了。Amanda说，像素低点没事，她会联想。

Amanda还说，她喜欢在MySpace实习的日子，所以闹运会最好别放假，万一放假了，除了回哈尔滨的学校似乎没什么可做的。我说，你可以去长安街路边贴小广告，专门往站牌的最上面贴，最好当着城管的面贴，人赃俱获，铁证凿凿，一查还没暂住证。你得相信城管执法人员的智商，你想啊，姚明参加闹运会去啦，能把“办证”贴到那么高的人，非Amanda莫属。这样一来，人家就得把Amanda同学遣送回校，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琢磨一件事：“Amanda”的缩写到底是不是“AMD”呢？

夏眠不觉晓，处处蚊子咬，夜来一大群，谁也跑不了。唐朝诗人孟浩然当年隐居山林，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奈何夏日蚊虫肆虐，孟老师辗转反侧，不胜其扰，连俯卧撑都不想做了，就在悲愤交加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听说，当年语文课本在收录此诗时，为了保护青少年，同时也为了避免国际上误以为我国治蚊事业落后，就把这首《夏晓》就被改成了《春晓》。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蚊子更匪夷所思的生物了。都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蚊子这种东西绝对是个例外——难道上帝造出蚊子，就是为了让它在自己身上叮出若干大包？最近，北京进入暑伏，蚊子们进入了活跃期，眼看又到了该传宗接代的时候，母蚊子有压力，于是开始了近乎疯狂的猎食行动。

可问题在于，蚊子有压力，我也有压力啊。白天工作起来，怎么个目不暇接马不停蹄手忙脚乱颠三倒四我就不形容啦，一天忙完了就指着回家能冲个澡，裸个奔，写个博，等困透了好在床上四仰八叉睡成一个“太”字。这要求过分么？可那话怎么说得来着，屋漏偏逢连夜雨，人倒霉的时候，喝口王老吉都塞牙。就说我吧，老实巴交躺下睡觉，没招着谁没惹着谁，平白无故地梦见自己身上被叮了好多包，刺痒难当，只好抓之、挠之、捏之、掐之，结果越搞越痒，实在受不了这梦了，醒来一看，梦里那些大包都在——原来我是让自己给抓挠捏掐醒的！

你见过有人晚上两点多钟，为了一只蚊子，从梦里爬出来的么？那就是我。我开着房灯找了20多分钟，不下三次看着该蚊子从我眼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飞过去，楞是没打着它。突然，耳旁传来熟悉的嗡嗡声，我仔细一听，不是老潘（老潘是我领导——王小猪注），是蚊子！“操！”我大吼一声，一巴掌就煽在自己脸上，可蚊子依旧振翅高飞，逍遥法外，气死老夫也！得，不让我睡觉，我不睡了还不行么，我起来写博客！于是，你就看到了这篇博客。需要补充的是，这个夜里我最后还是睡着了，方法是打开空调，盖上被子，就像冬天睡觉那样。也许是因为蚊子在低温环境里会丧失活动能力，也许是我实在困得没知觉了，反正后半夜再没被叮过。

痛定思痛，我才发现，我们与蚊子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没停止过。早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和阿峥等人住在一间地下室里，住进去的时候房间刚装修完毕，还残留着浓厚的油漆味，等到油漆味消散得差不多了，蚊子便多了起来。我们当时都怀疑该宿舍的前身是菜窖，因为那地方不仅通风极好，而且冬暖夏凉——夏天无需空调风扇，房间里都比外面低10度，进屋要披上一件衣服，否则会感冒；冬天暖气不热，但我们也不觉得冷，夜里只需盖两床薄被子即可安然入睡——正是如此优越的生存环境，造成了蚊子在我们宿舍里常年肆虐，即使到了冬天也要防蚊，这种情况在北京的其他地方实不多见。

蚊子多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停下手里的事情，集体灭蚊。好在集体宿舍都是上下铺，这样即使蚊子落在房顶上，我们也能爬到上铺，轻易将其扑杀。根据我的灭蚊经验，用手拍墙上的蚊子，是最要不得的一种做法，概因手掌面积有限，蚊子只要稍作反应，就极其容易逃脱，而且就算把蚊子拍死了，手掌也会因与墙壁亲密接触而有所反应，每日拍墙，一两次尚可忍受，多了实在受不了。阿峥有一次就把手拍成了熊掌，直到我拿出了一本书，代替手掌接触墙面灭蚊，他才明白，原来蚊子可以这样打。恩格斯说，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会使用工具，说的大概就是这件事了。

为了灭蚊，阿峥把右掌拍成了熊掌，自那以后，我们就学会了用课本拍蚊子。其实，课本灭蚊法也是有技巧的。首先，用来拍蚊子的课本不能太薄，否则不利于缓冲手与墙之间的摩擦力，就算打死了蚊子，手还是很疼；其次，课本不能太大，如果采用A4幅面甚至更大的杂志，搞不好会因为书与墙之间产生气流，直接把蚊子挤出去，错失消灭蚊敌的大好机会。后来我们发现，像《政治经济学》那样，版面在大16开上下，厚度在200多页左右的书，特别适合拍蚊子，一课本下去，无论是力度、杀伤强度、对手的保护作用都恰到好处。此秘技公诸于世后，我们宿舍的蚊子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它们有些死在了高数之下，有些死在了伦理学下，不管在哪一门上挂掉，都死成了一个标准的扁平状，有的周围还带有一滩呈放射状的血迹。我们的宿舍，刚住进去的时候是四白落地，我们走的时候，简直就是一个蚊子标本展示厅。

与灭蚊有关的另一件趣事，就是我们宿舍同学对待从蚊子体内打出来那滩鲜血的态度。一般说来，只要有人打死了一只富含人血的蚊子，必定会引发周围同学争相认领。具体来说，就是每个人都声称该血原属于自己，并且经常以自己身上的大包为证据，大声疾呼：“肯定是我的！”在我们宿舍的同学中，阿峥是最乐于认领蚊血的一个，每次只要有人跟他争，他就急。比如，张佳老师拍死一只血蚊，说：“靠，肯定是我的血。”阿峥老师就会跳出来，说：“你这有什么，你看我！一个，两个，三个，这儿，这儿，还有这儿！都是大包！”现在回想起来，大家都说不清那一滩从蚊子身体里拍出来的血究竟好在哪里，有什么可争的，不过如果没有了这些事，大学生活也就索然无味。

大一快结束的时候，张佳老师从家里拿来了一个电蚊香，说是高科技。自从有了它，需要我们动手消灭的蚊子就越来越少，我们都觉得，少了灭蚊这个宿舍传统运动，生活中似乎缺了啥。但谁也不能抱怨电蚊香不好。现在想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好多事都是这样的。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蚊子斗更他妈其乐无穷——共勉之。

我在博客里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相亲的反感，因为在我看来，相亲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活动之一，对人性的摧残程度不亚于一场战争。一对素昧平生的男女凑到一起，就为了看看对方能不能陪自己凑合走完下半生，这件事乍看之下似乎有点意思，仔细想想却十足可悲。我真想不通，人若非对生活绝望到一定程度，谁会把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当成商品，拿去和一个差不多的东西相互称量，相互交换，相互妥协乃至于相互残杀？

你可能觉得我这种说法有些过激，毕竟有不少人都是通过相亲认识，并且喜结连理的。但我宁愿这样理解：如果你把相亲当作是男女相识的一种途径，那么这件事确实无可厚非，可问题在于，现在有几个相亲的是揣着一颗平常心去的？谁不是事先问好对方的年龄、职业、收入、财产、健康、家庭乃至钱途，然后才欣然前往？当然，你或许还会反驳道：相亲的目的是结婚嘛，当然要看条件，现代人都那么实际，谁不想过得好一点？对此，我予以认可，但我想要强调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相亲，与爱情无关，它是传宗接代过程上的一环。给人介绍对象的人，相当于畜牧业服务链条里的配种站。

在我十岁那年，北京城流行玩京吧（哈巴狗的一种——王小猪注）。玩家的狂热推崇，导致这种狗奇贵无比。在那个普通家庭月入仅千元的时代，一条京吧的市价高达数万元，于是繁育京吧就成为了很多人的致富之道。我叔叔当年就从事这样的营生，赚了许多钱，他惟一的一次失策，是一时疏忽，让一只小母狗咬死了刚生下来的幼崽。叔叔很生气，说这狗装丫挺的，因为配种的时候它不高兴，害得公狗几次从它背上摔下来，还摔伤了一条狗腿，所以它咬死幼崽纯粹是为了报复。现在想想，身为一条狗，能对爱情有如此高的追求，也算不枉活一世，难怪我小时候那么喜欢它。我叔叔气得要打它，还是我挺身而出，把它保了下来。至于装丫挺的这件事，我觉得还是人比较在行。

我喜欢一切特立独行的人，以及小狗。相对地，倘若有女孩对我说她去相亲，我就对她好感全无。我上大学的时候，班上有个很可爱的女生，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婴儿肥，个头不高但身材错落有致，像极了整容前的蔡依林。因为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小半轮，而且直到快毕业也没交男朋友，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异于常人，所以同学们都叫她“妹妹”。有一天，女生宿舍传来八百里急报，说蔡依林妹妹要去相亲，男狼们纷纷捶胸顿足痛恨自己下手太晚，直到妹妹相亲失败的喜讯传来，才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蔡妹妹的第一次相亲，如我所料地成为了一场闹剧。据说，当时相亲的对象比妹妹还小一岁，外表属于标准的童稚型正太，戴上圆框眼镜就是哈里•波特。正太哈里不仅也在读大学，并且和妹妹一样没有感情经历。后来，相亲事件的始作俑者，即媒婆同学告诉我：为了创造高雅、浪漫的沟通气氛，她们特别选择了麦当劳作为活动场地；为了保证纯情的蔡妹妹不受伤害，她们特别效仿王金龙三堂会审的模式对正太进行询问。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媒婆同学不仅品位独特，而且她组织这种相亲活动的动机十足可疑。

后来，蔡依林妹妹说，那次相亲纯属多余，因为她刚一见面就把正太给毙了，原因是她和正太前后脚进麦当劳，正太先进，她后进，正太不仅不给妹妹扶门，还顺手将大门向身后关去，幸好妹妹身后还有几头淑女相伴，否则定会被活生生地拍出麦当劳。我觉得，这事不能怪人家正太——你不能要求一个没有恋爱的经验的人像情圣那样照顾妹妹，而且，要不是媒婆同学的生活闲到了极致，怎么会冒出如此妙不可言的念头，想把一对绝无可能的正太萝莉撮合到一起？

直到毕业后半年多，蔡妹妹还在私下告诉我，其实她当初对我很有感觉，或许我们有可能云云。但我觉得，就冲她那些屡败屡战、锲而不舍的相亲经历，我和她也万不可能——我能忍受一个女孩不漂亮，但我受不了女的一天到晚冒傻气。

谈到相亲的闹剧，我实在无法把自己干净利落地择出来，因为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那还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妈成天在我面前念叨，说她有个朋友想给我介绍女朋友，并放言该女孩如何如何出类拔萃。我妈说，人家女孩长得可标致了，手指头可细啦！我当时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因为我不明白“手指头可细啦”属于何种修辞手法。根据我的经验，每一代人的审美标准不同，对“美”的形容也不同，比如文化革命时期，称一个女孩子漂亮，就说“盘亮”，身材好则称“条顺”，这种说法后来在北京话中延续下来，直到我上了大学，×蓓蕾去我家做客，我奶奶还夸过她“条顺”。由此我做出如下推测：“手指头可细啦”或许是一种类似于“盘亮条顺”的赞美方式，在我老妈周围的圈子里流传，用于形容女子外形美丽。

你知道，我从小就反感相亲，更不愿以身试法，但奈何老妈之碎碎念威力巨大，我实在招架不住，只好先去见女孩一面，以求耳根清静。去之前，阿峥特意传授给我泡妞秘技：如果她是美女，你就请她吃必胜客；如果她长得一般，你就请她吃面爱面；切记不可去吃肯德基，掉价。说真的，见到该女的时候，我的自尊心严重受挫，因为我不喜欢被人愚弄。而当我看着面前一坨胖得离谱，活像一只王八站了起来的女人含情脉脉地望着我，面露诡异微笑的时候，那种欲骂不能、欲哭无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感觉油然而生。我顿时参透了“手指头”的修辞手法，这是他妈彻头彻尾的陈述句——没错，除了手指头，其他地方都粗得没法看！后来，阿峥问我，你请人家吃的啥？我说，麻团。他就再也不追问了。

蔡依林妹妹由于宿舍同学一时无聊，一不小心被卷入了相亲的滚滚大潮；我因为老妈朋友的不靠谱，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相亲时差点被吓出心脏病。如果你是我，经历了这些事，十有八九也会对相亲产生阴影。其实，我们不难理解媒人的心情，希望能做媒成功，所以尽可能把男女双方的情况形容得更好，所谓“报喜不报忧”。

常和我聊天的人，都知道我有个死党叫工藤。工藤是个标准的80后，最初是我在推门聚会上认识的朋友，当时那厮还在上大学，总是抱怨没有女朋友的日子没法过呀没法过，继而化悲痛为力量，把有限的大学时光投入到无限的YY中去。然而事实上，工藤是个很帅的人，身高1米75，形容英俊，身材魁梧，乍一看还以为是小一号的佟大为。在他大学期间，追过他的美女并不少，至少他带给我过目的几个，我都觉得很不错，然而这厮直到大四快毕业了，依然没有女朋友。

工藤说，他的问题就出在自己倒霉。虽然他周围美女如云，而且每次都是女孩主动追他，但他的爱情运就像被人下了诅咒，每次他要求与女孩正式交往的时候，女孩都说：“对不起，我已经有男朋友了。”而工藤偏偏不喜欢与人争，所以只得作罢。就这样，一来二去，白驹过隙，小媳妇熬成了阿香婆，大学时光眼看就要拿来泡汤喝了，工藤急得魂不守舍，终于有一天看到了希望。

据说，当时是清华大学的几名好事者，组织了一个“大龄单身青年联谊相亲速配活动”。为了提高成功率，活动被安排在了北京郊区的某个旅游度假村，男女扎堆联谊，晚上住在准三星级标间。就是在这样一个活动上，工藤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类型，二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工藤见四下无人，便借着酒劲对女孩表白，谁想到女孩微微一笑，道：“对不起，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工藤顿时崩溃，拍着桌子大吼：“操，有男朋友你跑这儿捣什么乱啊！”后来，这件事传到了推门众人的耳朵里，梅玮老师和黑路老师都说，见过倒霉的，没见过这么倒霉的。

不过话说回来，蔡妹妹、工藤和我，我们这些相亲的故事，虽然结果都一样糟糕，但至少过程还算耐人寻味。相比之下，那些电视上的征婚节目，简直就是动物配种的真人版。吃饭的时候，电视里播放征婚者信息，格式如出一辙：先做个人简介，再说择偶要求。我老妈看得津津有味，时不时地还说：“我觉得那个101号和107号挺般配的。”那时我才明白，其实媒婆在替人相亲的过程中，多少都能体会到一些快感。

更神奇的是“父母相亲会”，BTV曾经报道过类似的信息。据说，由于许多年轻人忙于学业或工作，无瑕谈情说爱，于是父母们就举着牌子，到公园里扎堆，帮孩子相亲。在那里，相亲的当事人双方均不出现，完全由父母代理。我不知道那种相亲活动中，北大清华毕业的是否会比北邮北航毕业的孩子更受欢迎，在中国银行工作的是否就比在私企工作的更靠谱，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绝对是一种“皇上不急太监急”式的扯蛋——孩子们小时候，家长千方百计地防着孩子早恋，电视上有人亲个嘴都得赶紧把电视关了，长大了怎么就反过来了呢？另外，我确实不知道是不是真有那种长到二、三十岁还不会恋爱的人，如果真的有，恐怕还要归功于那些自以为是的家长；而且我还真想看看，他们究竟能忙活到什么时候。

其实，生活中也不乏一些主动相亲的人，这种人乍看之下十分可怜——都一把岁数了，连个男女朋友都找不到，不征婚也没办法啦。对他们，我一直持轻视的态度，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从小活到大，身边遇到的异性没有100也有50，如果你号称一个都看不上，那一定是你自己人格有缺陷。就像许多经济理论中都说到的那样，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如果丫是一EQ低到需要吃脑白金去补充的笨人，那找不着对象也情有可原。关键是这种人绝对不值得找——你还别说我没同情心——这就叫，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

今天的一则新闻，说中国性学会理事呼吁在国内设立裸体海水浴场。理由归纳起来有二：一是裸体主义由来已久，古希腊时期裸体主义就非常盛行，中国二十世纪初在南方也有人进行过尝试，如今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公开的裸体浴场；二是裸体主义是一种环保主义，裸体主义集会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捡拾垃圾，保护环境。说真的，新闻天天有，扯蛋不稀奇，但扯成这样确实罕见——都扯到“蛋”上去了，真是货真价实的“扯蛋”。

反驳扯蛋言论一直是我的长项，但我觉得，逮着忪人搂不住火，穷追猛打不是我的风格，一本正经地反二逼反而会显得自己更二逼，所以点刺几下就好。首先，古希腊时期盛行裸体主义并不能说明它值得推广，因为古希腊还盛行过同性恋；其次，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当时国人正在争相活命，哪儿来的所谓环保意识，所以就算有人尝试，也绝非为了环保；第三，一群裸体主义者聚在一起捡垃圾，不能证明裸体主义是环保主义，法×功扎堆静坐还捡垃圾呢，难道这也算环保主义？

多年来，我一直觉得“性学家”这个职业十足诡异。毕竟，性是一门需要实践的科学——你什么时候听说一个性学家宣称自己是处男？美国著名性学家，老流氓海特就号称自己和60多名成年异性上过床，但人家好歹有所建树，而且美国人很开放，人家的环境允许性学家以科学的名义乱搞。相比之下，我就特别想知道，中国的性学家们都是拿什么操练的。

假设我是个性学家，我觉得大量欣赏A片应该是个途径，但那东西大都属表演性质，未必都能当作科研对象。增加经验人数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那我们应该如何去采集样本呢？至少，性学家应该具备一张足够厚的脸皮，面对N多妙龄女子说出“其实，我是一个性学家”这样的话。然而，倘若我是负责管理一帮性学家的有关机构（如果有这样的机构的话——王小猪注），我就会要求他们去亲自研究国内不同地区70岁以上女性的性高潮情况，不知道他们当中还会有多少男性坚持对科学的执着。

我更宁愿相信，所谓“性学家”的称谓是一种幽默。比如说，小鸡同学用十年时间攒了上百TB的A片，我就对他说，原来您丫是性学家！见到采花大流氓，我们也说，您这没什么，跟性学家比差远了。这样一来就很和谐，能给无趣的生活添加一些笑料。

更幽默的是“中国性学会”这么个东西。我在Google上百度了一下，第一页的新闻竟然是《民政部：中国性学会停止活动6个月》，该新闻的发布日期是今年2月3日，算下来，6个月的处罚期还没过，难道这个已经失信于人的组织就不能学着低调些？其实我也知道，呼吁在国内设立裸体海水浴场的，乃是中国性学会的理事方刚老师，方老师呼吁未必能代表中国性学会在呼吁，就好比我鄙视中国的性学家，不代表北大鄙视中国的性学家一样。但我和方老师有一点本质的不同，那就是，我作为北大的区区一人，没有什么影响力，而方老师作为国内知名的性学家，影响力大大地有。倘若把这一点考虑进来，结果就完全不同——难怪媒体都要在方老师名前加上“中国性学会理事”字样，而从来不把我写成“北大毕业生王小猪”，其实是同一个道理。

如果我的小说中出现了“××性学会”这样的组织，我十之八九会设定一群憨态可掬、与世无争的古稀老人，做这种组织的理事。他们终日统治着一群ED患者，教他们学习如何勃起，并且乐此不疲。这样一来，该组织就可以与SM俱乐部划上等号，但问题在于，现实中的他们不仅在组织内部互搞，还要搞到组织外部去（这是很重要的一环——王小猪注），不仅要搞到组织外部去，还要归纳经验，形成理论，给全天下人解释什么叫性交，什么叫高潮，以此沽名钓誉。在我看来，性虽然是门科学，但它很隐私，每个人对它的看法、认同态度、享受程度和需求都不同，我至今从未遇到过一个人，宣称自己是因为受到了中国性学会的教育之后，才学会性交的，所以这种专家经验纯属多余。与其听方刚之流在那儿扯鸡巴蛋，不如去看A片。

社会中有一种观点，支持性学会的存在，说中国的性教育不如西方，性交要从娃娃抓起，又说中国人得艾滋病，都是性知识普及得不够造成的。我觉得这些问题即便存在，也应该由教育部和艾滋病防治机构担起责任来，有你们这帮半吊子性学家什么事？民政部今年2月发文，禁止中国性学会活动半年，原因正是因为这个组织到处给性产品做认证、卖铜牌。不过话说回来，这帮性学会理事凑到一起，要专业没专业，要成果没成果，中国性环境这么差，研究样本都取不到，一群性学家不能扎堆手淫吧，不做产品认证搞活市场，实在也没什么事情可做。不过呢，挣到钱了就能搞样本，搞完了样本再去搞更多样本，这样的生活才不辱使命。

李老师的观点我很赞同，他说性乃是全体哺乳动物的本能。对人类而言，性与色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既反对抵制色情，也反对对性做过多干涉。本来嘛，你什么时候见到几只狗在一起商量着如何杜绝色情？也从来没有看到动物园开会，由某种动物出来指导大家获得更多的高潮吧。我们人类，饿了就要吃饭，渴了就要喝水，见到喜欢的异性就想性交，这种特质我们将其称为人性。但对于性交，我们不必过度去研究，无论是凡人还是性学家，都不应该把性交作为生命的主题，否则人性就不再是人性，就是操性。

对我而言，和袁导聊天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尽管袁导是专业导演，而我连专业影视爱好者都算不上，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与袁导侃大山。算下来，我和袁导的话题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工作问题，二是情感问题——两个非恋爱关系的未婚男女凑到一起，能聊的不外乎这些。有点出乎意料的是，我和袁导聊电影，从没遇到过任何影视专业上的障碍（比如术语——王小猪注），我完全没觉得自己在跟一个拿过国际大奖的导演聊天，反而感觉自己像个心理医生，在帮一个患者解决思想问题。

我和袁导见过三次，聊过两次，第一次因为有小驴在场，我们基本上没有对话机会（小驴是话痨——王小猪注）；第二次和第三次都没有小驴，我们便聊得很尽兴。其实，认识袁导也是因为小驴的引见。她们俩是同班同学，学的都是影视制作专业，结果一个成了Discovery新锐导演，另一个却只能做做PR，最辉煌的时候也不过是在KTV里霸麦。小驴告诉我，其实她也做过编导，那个时候，只要稍微努力就有机会成为导演，而后，只要再稍微努力就有机会成为新锐导演，只不过那段日子她一直忙着拧巴自己，把机会都错过去了。

袁导说，小驴当导演，安全系数会比较高，因为这个圈子里流行潜规则。袁导还说，别看这圈子潜规则闹得凶，其实并不是每一个扑上去的年轻女孩都能尝到甜头，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也只是花些钱，再赔上些青春，体验一场虚拟的闹剧而已。在他们那儿，一头导演、剧务同时搞上几十个小情儿，实在是司空见惯。见天一堆漂亮姑娘为了出名，为了圆自己一个明星梦，争先恐后地投身潜规则的汪洋大海。正可谓：美女寻梦闯大潮，不见大潮见高潮，高潮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袁导说，她并不觉得这是一种人才浪费，“反正中国人口基数大”，她真正郁闷的是，好多傻姑娘明知自己没戏还往上扑，浪费得很不值。

我觉得，潜规则本身也是一种供求关系，周瑜愿打，黄盖愿挨，这跟买体育彩票是一个道理，图的就是一个念想。再者说，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啊，就有人愿意犯贱你管得着么？诗人徐志摩就曾经写道：贱贱的我来了，贱贱的我又来了。子曰：人之初，性本贱，贱可贱，非常贱，天行贱，美女将自贱不息。问题是，有了那么多前车之贱，也不见美女们冲锋陷阵的精神遭到半点挫折，依旧是贱拔腿张，一贱如故，身体力行地娱乐着可爱的娱乐圈。

看过我博客的人可能还记得我给马小鹏导演编剧本的事，我给袁导讲那个故事，刚一开头，袁导就插播观点：“马小鹏我认识，丫是一傻逼。”听得我心有戚戚焉，煞是愉快，瞬间觉得袁导这个朋友交对了，果然是自己人！我告诉袁导，那天我们开会的时候，马小鹏向我转达尤小刚尤总的意见，说，尤总很生气——谁让你们把凶杀案设计在演艺圈里的，你们还嫌演艺圈不够乱，是不是觉得潜规则闹得还不够凶？听了这话，我也很生气，就回敬道：演艺圈是乱，可这还不是你们这帮导演给搞乱的？你什么时候听说演艺圈让编剧给潜规则了？

我给袁导讲了我和黑路、工藤一起编出来的那个本子，袁导拍案叫绝，说这是她听过的最牛B的推理故事。由此我推断，袁导平时应该从来不看推理小说或是推理影视作品，我们的那个故事虽然离奇，但被称赞得那么夸张，我还是有点不适应。袁导说有机会可以搞个DV，我们自己把故事拍出来，自娱自乐一把。我觉得这事靠谱，就冲着我们故事里有一个八人美少女组合，也值得一拍！

袁导遭遇情感问题，陷入迷茫，我觉得实属正常。在我看来，艺术细胞丰富之人（不包括马小鹏之流——王小猪注）都容易花心。袁导虽然老实，但你也不能要求人家不食人间烟火，既然吃五谷杂粮会生病，病了就要治，所以我只好兼任心理医师。以前小驴拧巴自己的时候，我就替小驴解决心理问题，驴和我聊过之后，通常会比较开心，有时还跟别人说：我以为我自己够惨的，一看王小猪比我还倒霉，我就平衡啦！——这都什么人啊！

我问袁导：今天您潜规则了没有？
袁导回复：拜托，我是拍纪录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