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前的北京，小学升初中是要考试的，像高考一样，报志愿，统考，以这样的方式让孩子们体验一场战斗。在当年那场战斗中，我的作文成绩出乎意料地不及格，所以尽管语文基础知识和数学都拿了满分，还是没考上志愿，并被分配到当时西城区口碑最差的初中之一。那所学校的高中部，是著名的蒙妮坦美容美发学校，但这种“著名”，反而更让我们为前途担忧。初三毕业的时候，我们学校考上普通高中的仅有三人，其中就有我。我上高二那年，老同学告诉我，我们的初中解散了，想看以前的老师，得去一五九中。

我写这件事，不是想告诉你我小时候有多倒霉，而是想说，正是在这样一所学校里，我平生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感受到学习化学给我带来的好处。记得当时年纪小，怎么装逼没学好。同学们都处在叛逆期，每个人都想让自己显得“有来头”，所谓的“坏孩子”们整天嚷嚷着打群架，但我在那儿呆了三年，却一次群架都没见识过，不知道是我没赶上还是压根就没人打。相比之下，我就显得太过普通：身高不足1米65（我当时还没发育，现在发育了——王小猪注），体型瘦小，人畜无害，学习不错，又不谈恋爱，很讨老师喜欢。所以，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会被“坏孩子”们当成“校园黑道”里面最牛逼的一个。

起初，我只是发现班上几个“有来头”的孩子都对我很客气，走路打照面会主动冲我点头，偶尔还会递烟给我，可惜我不会抽烟，辜负了人家一片好意。后来，班里就有谣言传出来，说王小猪真人不露相，其实是黑道上的一个小头目，手下控制着十来人，打群架没输过。对我而言，这件事十足诡异，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原来我这么厉害，若非重名，那么一定是传错了。直到班上的一个“有来头”的孩子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没错，你丫别装了”，我才恍然大悟，问题出在了我右手手腕的一个疤上。

“有来头”的学生告诉我，我右臂上的“烟花”就是最确凿的证据。听说，在他们“道”上，有个厉害的组织，每人都会在右手手腕处用烟头烫出一个疤，这叫“烟花”，是黑道上男人勇于自虐的证明。他还说，根据他的观察，我手腕处的烟花比一般人都大一点，他能想象我在烫这个烟花时的那种残忍，一个人能对自己如此残忍，打架的时候必定也是个狠角色。可问题在于，我没有烫过烟花，我不自虐，我手腕处的伤疤是我平生第一次做化学实验时，不小心蹭到了加热后的试管弄出来的，所以说它不是燃烧的烟草和皮肤接触的产物，这笔账只能记到高锰酸钾头上。

我向“有来头”解释说，我手腕上的“烟花”绝对是个意外，所以我和“黑道”一点关系都没有。“有来头”不信，说我装丫挺的，我只好讲道理给他听：我们不能凭借一个疤去判断一个人的身份，而且疤越大，级别越高，这也是无稽之谈——倘若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最牛逼的人应该躺在医院整形科，那儿到处都是等待医治的重度烧伤患者——你想找牛人为啥不去那儿？后来，“有来头”发现我的确很无聊，就对我失去了兴趣。不过说真的，虽然我表面上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我天生脾气暴躁，潜力无穷，只要他继续纠缠，我很可能会变成他感兴趣的那类人。

有关那个疤，还有一点可以补充，就是在做实验的当日，我的手腕不小心蹭到了试管底部，但我当时的确没有任何感觉，还继续做实验。不一会儿，我的同桌，一个漂亮的小姑娘问我，有没有闻到一股很香的烤肉味，我闻了闻，确实很香，这才发现香味是从我的手腕传出来的。我主！伤处已皮开肉绽！医务室的老师给我涂上了大量的貂油膏，弄得我的手腕上一大片透明的青绿色，煞是好看。后来有段日子，那个闻到烤肉味的漂亮同桌每次见到我，都面带诡异微笑，我从小就知道我不讨女孩子喜欢，所以她露出那样的笑容，十有八九是饿了。

现在你知道，我上初中开始学习化学，第一次做实验就烧伤了手腕，伤疤被“有来头”的同学当作“烟花”，胡乱崇拜了一通，漂亮姑娘饿了的时候还会对我微笑。即便如此，我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坏事，因为和之后那些与化学有关的记忆比起来，被烧伤的事、漂亮姑娘，以及那个“有来头”的同学，都实在是可爱至极。而且你也一定能理解，因为这个疤，我从一开始就对化学有阴影。

我的高中时代经历了两任化学老师，第一个姓窦，第二个姓车，都是很不常见的姓氏，这让我觉得教化学的人都很诡异。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个是男的，第二个是女的；第一个很逗，第二个一点都不逗；第一个充满了喜剧效果，第二个的一举一动都透出哀怨；第一个脑袋是浑圆的，第二个脑袋呈六棱形，像个苯环。

窦老师为人亲和，上课爱开玩笑，很受学生们喜欢，因为上了年纪，所以头发都掉得差不多了，加上他的头型浑圆，所以看上去就像个水晶做的足球。阳光洒进教室的时候，他的头会折射出光芒，好多学生都说晃眼，但他并不生气，足见这名老师有多可爱。窦老师本事了得，没有他不知道的化学知识，但他表达能力很一般，经常是叭叭叭讲完一通，然后很开心地看着学生们：“明白了没？”然后下面就有人问：“何以见得？”老窦不爽，又叭叭叭讲一遍，再问：“明白了没？”下面的反应仍然是“何以见得？”一堂课下来，师生较量很多回合，还是“明白了没”和“何以见得”——这种事在我的高中很常见，我们三中聚集了全北京最牛的教师，但他们全都犯同一个毛病，就是不大会表达。以窦老师为例，高中化学一上来要讲氧化还原反应，这是高中化学的基础，本来应该一个月讲完，结果因为窦老师表达不清，一氧化就是两个月，还原反应眼看就遥遥无期，学生们着急，就给窦老师起了个外号叫“氧化窦”。氧化窦毫不介意，继续氧化，我想这可能是我高中化学学不好的一大原因。

到了车老师的时代，化学就变了味道。车老师身体不好，经常请病假，上课的时候学生不能提问，否则她会急，急了就犯前结巴，说不出话来，陷入表达的死循环。她很努力，就是教不好学生，我们也都觉得她可怜，所以就只好自己多用功。车老师一年四季穿白大褂，说搞化学的人都得穿白大褂，这是专业的表现。讲到有机物的时候，同学们突然发现车老师的脑袋长得像个苯环，就是那种上下都呈尖角的六边形，配上下面的白大褂，整体看上去就像个展示克拉钻用的托架，不知道阿峥看到这里有没有请车老师去给他们做代言人的冲动。有一次，车老师请了一个长假，说是犯了低血糖，走着走着突然晕倒，撞到了头，有同学去探病，回来就说，车老师的头撞出了一个大包，苯环撞成了苯酚。虽然我们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但那几天想到这件事就很开心。

2003年，我和推门的一帮朋友玩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推理和尸检。如今我脑子里装着的那点化学常识，更多地是从推门上学到的。比如，如果有人告诉我，氰酸钾是剧毒，可以瞬间致人于死地，中毒后人嘴里有甜杏仁味道，面色红润，氰化钾与水反应即可形成氰酸钾，那么这个反应的方程式我肯定一辈子也忘不掉。上高中的时候，车老师找我谈话，说王小猪你英语那么好，怎么会学不好化学？她的言中之意其实是，英语学得好的人，化学都不错，因为他们一直把化学当成英语去讲，分子符号都和外语没什么区别，能联系到实际上的东西少之又少。而我若是不联系到实际应用层面，就什么都记不住，英语学得好是因为能联系上，化学学不好是因为联系不上。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我平生第一次做高锰酸钾加热实验，就把手腕烧伤了，按说印象应该无比深刻对吧，可我到现在也不记得高锰酸钾的分子式应该怎么写，问题就在于加热高锰酸钾对我来说是一个概念化的东西，所以我懒得记住它；相比之下，我却能记住苯环到苯酚的反应，我想这应该和车老师那一撞有点关联。

上大学之后，我不再学习化学。我尊重那些化学从业者的说法——化学与生活密不可分，离开化学我们谁都活不下去。可我就是讨厌化学，我觉得我现在活得挺好。

最近又被卷入点名游戏了，孙青要求我在博客上回答19个问题，我的第一反应是麻烦，因为那些和感情有关的问题，都是我平时最不爱说，也最不屑于和别人谈起的。没过几天，我又让兔子琳Jessie给“点”了，跟孙青的点名一对比，我发现问题其实都差不多，估计是同一拨点名游戏的第N轮，又点回来了，这次我的反应是我在MySpace还真有点人缘，至少有人想知道我对这些问题是怎么想的。

在我看来，问题和问题不一样。推门的兄弟们都知道我喜欢玩智力题，也喜欢给人出题，这类问题通常会有一两个标准答案等待我们发现。一道构思精巧的谜题，做完的时候会有“募然回首，标准答案就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比较暧昧的说法是“我与答案有个约会”——当你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想复杂了，或者被天然的逻辑所吸引，却恰恰忽略掉一个貌似无关痛痒实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条件，那个由未知到熟知、从孤悬叵测到恍然大悟的心态，像极了与初恋情人相互倾慕、相互猜测、相互试探，一个哪怕微不足道的线索，都是一抹带电的眼神，让人一步步接近真实，陷入幸福。没错，智慧是我永远的初恋情人，尽管我并不聪明。

另一类问题，不需要太多思考，也没有什么逻辑，脑残人士可以无障碍地宣布答案，由此你可以猜出那些题目的模式，而那些正是我不太喜欢回答的。比如，有人问我，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人，我心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肯定是“你丫管得着么”，但我不愿意说出来，因为我怕得罪人。但是呢，对于这类问题，聪明人可以很巧妙地把自己的欲望揉进去，让类似于“点名游戏”这种一对多的表白形式，变成一个温柔的陷阱，一个为了达成自身目的，自我粉饰、自我包装的窗口。对于那种看上去特善良、特纯真、特有人味的表白，我基本上不大相信，相反还有点鄙视——都老大不小的了，谁还不知道谁呀！

当然，这个游戏也有积极的一面。比如兔子琳Jessie的回答，就让我觉得很真实，我看到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在告诉朋友，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相信她的朋友能感知到她，这是件好事，不论她最想把这些事告诉谁。但对我而言，我只可能在极特殊的情况，一对一地在朋友面前亲口说出一些事情（不包括被记者朋友采访——王小猪注），我不拒绝交流，但我拒绝任何试图窥探隐私的提问。

尽管如此，我还是能理解点名游戏的初衷，并且挺喜欢这种群体互动的游戏形式。通过一个简单的游戏，我们可以把对自己的质疑摆出来，看看别人是不是也这样。比如我是个好色之徒，倘若周围的人都是正人君子，可以不为美色所动，我就会感到郁闷；但如果大家都说，你没什么，我们都一样道貌岸然、心怀叵测，那我就平衡啦！我觉得这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另外一种解释是，人活着都没什么自信（包括我——王小猪注），人生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一个不断的自我肯定、寻找同类的过程。和自己一样的人，要么做朋友，要么做恋人，这样我们可以感觉自己不孤独，不另类。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阿峥有一天突然问我，你包皮有多长？我觉得不好意思，就说，不知道，一直没注意，新的，没用过呢还。阿峥建议我洗澡的时候把包皮翻上去，看看长度然后告诉他。后来我想明白了，作为取向正常的男人（我取向也正常——王小猪注），丫绝不会对我的包皮充满兴趣。但在当时，隔壁有两个物理系的败类跑去做包皮手术，回来以后向我们宣扬包皮过长的种种害处，其中之一是未来的女朋友或者老婆会感觉不爽。阿峥听了，如鲠在喉，他担心自己过长，所以想通过我的数据，看看他自己过长不过长。我猜他的逻辑一定是：如果我比他长，他就不过长；如果我们俩差不多，他可能不过长；如果我比较短，那他一定过长。后来，我们终于了解到，“包皮事件”其实是一场虚惊，但它至少说明这样一点：虽然我们都崇尚个性，追求特立独行，但在许多关键的问题上，我们并不希望与众不同。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动物；张楚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哥俩是否过长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

P.S. 我在文章里举的这个例子，是每个大学宿舍中都会谈到的话题，实属正常中的正常。如果你想针对这个生理话题装逼，敬请免开尊口。我宣布：包皮是男人必有之，凡觉得此词不雅者，其本人或男友或老公均系天阉，如果有人因为看到这个话题受了刺激，本人道歉在先。您大人有大量，别跟包皮过意不去。

早上，有人对我说，六一快乐，我才想起来，原来今天是儿童节。后来转念一想，儿童节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早就不过儿童节了。印象中，我小时候也没怎么过过儿童节，我甚至能隐约追忆到小学时代，忘了是哪年，由于区里没下发放假通知，一班可怜的孩子在教室里上数学课，搞得我直到上了大学还不喜欢数学。这可能就是梅玮老师常说的感知障碍。

80年前后出生的孩子大都是在一种“望子成龙”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小时候父母经常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会有出息，其实我从小就能理解他们。那个时候的父母，工作都差不多，收入都差不多，住得也差不多，大人们要是想互相攀比，就唯有用孩子，成绩、老师的评语，甚至是孩子的一句话，都可能成为父母们炫耀的资本。经常有这种情况：几个大人在胡同里聊天，只要其中有一个说，“我们家孩子期末考双百，老师说他以后肯定能上重点中学”，肯定有别的家长会回家把考试不及格的孩子臭揍一顿。

趁着儿童节回忆一下过去，我才发现我小时候竟然没有玩具，真是可怜。每次儿童节到来之前，我都会拐弯抹角向老妈提交玩具采购申请，结果基本上都是被驳回。其实我也知道，我老妈比任何人都爱我，如果我家有钱，她一定会买给我。有几次为了哄大人开心，我竟然违心地说，我要一根铅笔，我还要几个作业本，老妈很欣慰，买得很痛快。买完了还会对别的家长说：我们家孩子就喜欢学习，别的都不感兴趣，过儿童节就想要铅笔和作业本。我知道如此一来，肯定有嚷嚷着买变形金刚的小朋友因此而挨揍，但我觉得这些事不能怪我。

对于六一，我还有两次比较深刻的印象。一次是8岁左右，老妈送我去位于车公庄附近的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现在叫中国儿童中心——王小猪注）学书法，我们那个时候也叫写大字。几个月下来，学得我了无兴趣，但还得死挺着去学。有一次，上课的日子赶在了六一，活动中心所有平日不开放的游艺设备都开了，园子里洋溢着一片欢歌笑语，到处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玩耍嬉戏，我却要一个人去写什么大字！我越想越不平衡，于是拎着书包到教室门口，一个转身就回到人潮当中，像逛庙会一样投入了六一游乐潮。出园之前，我还花了7分钱给自己买了本唐老鸭小人书，以示庆祝。这说明我从小就有一种自怜气质，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样是好还是不好。

91年的六一过得有点不寻常。那年我已经五年级，周围慢慢地开始有同学早恋（我那时也喜欢上胡同里的一个小姑娘，好多年都没敢说出来——王小猪注），而我却要被老妈拉去北京市少年宫过儿童节。截至那时，老妈想要把我培养成书法家、歌唱家、画家等一系列计划均被我无情挫败，只好拉我去少年宫寻找成才之路。我记得我小时候喜欢在院子里跟人下象棋，凭着一招大列手炮杀遍胡同无敌手，就鼓动老妈给我报象棋组，谁想却阴差阳错地填了英语班报名表，一进去面试才发现考英语，我对英语没兴趣，就心血来潮地将我所有知道的鸟语和盘托出，结果没想到居然考上了，一学就是五年！

从91年的六一起，我对儿童节就彻底失望了，因为只要一提六一，准是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儿童节就变了味，成了一个自我表现的机会。但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因为你过得很快乐而开心，大家只关心你未来有没有出息，所以我们那拨80年前后出生的孩子，长大以后还是更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有了小时候这些事打底，长大以后我们对好多事都可以见怪不怪，比如有人为了金钱去谈感情，为了私利去搞公益，为了上镜去跟导演潜规则，在我看来，本质上都跟我们一到儿童节就表现得很上进差不多。如果不虚伪，他们就应该为了感情去谈感情，为了公益去搞公益，为了跟导演搞潜规则去跟导演搞潜规则。这些话听起来有些讽刺，所以，这几种情况肯定比我小时候自我表现更虚伪——我是为了让父母开心，他们呢？

我得承认，人老了就会添毛病，今年的我已经28岁，用雁子的话说已经“奔三”，所以我也添了毛病。每到特定的日子、伤感的日子，甚至是来那个的日子，我总喜欢想想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干什么。比如，去年的端午节，我就想到了前年的端午节，我在和工藤帅哥一起吃粽子；前年的情人节，我就想起大前年的情人节，我在和工藤帅哥一起吃麦当劳甜蜜蜜情侣套餐——这些回忆都十足有趣，茶余饭后可以做谈资。

那么，去年的六一我在做什么呢？在我印象里，有在电子城里东跑西颠的步伐，为了一个尽可能好看的硬盘盒，有在一个潮湿小阁楼里傻唱，直到口干舌燥、嗓子冒烟的记忆。虽然回忆这些事会让自己显得十分鸡婆，但我还是觉得，所有记忆的片段都是珍贵的，我们没必要去特意地忘记什么，不管是美好的还是伤感的。我们相信，阴霾终将散去，因为生活毕竟美好。

对未来无条件地信任，是我的另一种气质。

在我的博客里，音乐是一个很少提及的话题，仅有的几次也都和小驴小波波娃有关。我不是乐评人，评价音乐一定不专业，这意味着我仅能依靠自己的直觉表达对音乐的某种感知，还意味着专业人士会把我的文字当笑话看。不过，即便如此，这也不影响我说说梅玮和他的冰封十字乐队，因为，他们带给我的，更多地是感动，那些感动超越了音乐本身。

梅玮说，他要在毕业之前搞一次告别演出，让我和工藤、黑路组成死党团去捧场。然而，负责地接的工藤却在电话里，用一种没吃饱饭并略带磁性的声音问我：“你……去么？”依据我对这厮五年的了解，他用这种语气说话的时候，十有八九心里在打鼓，而且我还知道他为什么打鼓——那是因为梅玮老师就在乐队里负责打鼓。

多年来，梅玮老师一打鼓，我们心里就打鼓，梅玮老师不打鼓，我们心里还打鼓。其实，作为一名鼓手，梅老师还是相当适格的。我在03年刚认识梅老师的时候，就在西单华威八层游戏厅见识了他惊人的鼓技。那个时候的梅老师很可爱，鼓槌上下纷飞的样子就像一只喝高了的章鱼，我们都很喜欢他，直到他宣布自己加入了一个叫“十字光泽”的北大乐队，并且搞起了创作。

04年前后，梅老师染上了一种习气，他在QQ上疯狂地向我和工藤等人发送他的音乐作品。光是发还不行，还得让我们仔细听，光是听还不行，还得让我们给出评价，于是我们就全体纠结了，因为梅老师的作品我们基本上听不懂。根据当代主流声学理论，梅老师的音乐，虽然风格独树一帜，但其声音元素主要限定在破旧金属器皿的撕扭、断裂、摩擦、扭曲时发出的声响，且音频范围很少低于90分贝，属于绝对的噪音范畴。一首歌强忍着听完，会出现短暂的失聪。后来，我趁着自己还没聋掉，把梅老师发给我的文件都删了，所以梅老师一问我有何感受，我就纠结——这种音乐我当然不能说好听，但我又不想打击兄弟的创作欲，就只好搜索枯肠拐着弯夸他，还不能夸得太露骨——我想，兄弟做到这个份上，够意思了。

对此，梅老师的解释是：他所进行的创作比较前卫，所以好多人都难以理解，毕竟这个国家能听懂死亡金属乐的人寥寥无几。我问他，什么叫死亡金属乐，他说，死亡金属乐就是以死亡为主题的金属乐，曲子基本上都在描绘死亡，所以要抱着极度悲观的情绪去听，然后释放并获得感官刺激。我就纳闷了：这么无聊的音乐，梅老师没事写它干嘛？何况梅老师写出来的音乐，对感官真是刺激到极限，听多了不仅会失聪，搞不好还会直接步入死亡，抱着悲观情绪都纯属多余。有一阵子，网上很流行“听了之后有100个人自杀”的MP3，我也听了一下，发现那首曲子相当温柔，远不及梅老师的音乐生猛，要是梅老师哪天开了杀戒，把那些原始创作放出去，我估计死掉的人绝不会少于100个。

后来，梅老师把北大“十字光泽”乐队改名为“冰封十字”乐队，创作风格也由“死亡金属”转型为“前卫金属”，还跟一家唱片公司签了约，出了一张专辑。我觉得，对梅老师来说，从“死亡”到“前卫”，显然是一个进步，至少大部分喜欢“死亡金属”的人都不喜欢死亡。再说，“死亡”这个词也不利于卖唱片——用脚想也明白，死亡，一次就够了，再也没下次，要是音乐也做成“一次就够了，再也没下次”，那么抓狂的肯定是唱片公司。

正因为存在诸多的历史阴影，我和工藤去听梅老师的演出，心中对音乐的期待就乏善可陈。工藤说，梅胖子要出国，这场是告别演出，不容易，咱得坚持到最后。我说好，这个面子必须给。由此你可以看出，我和工藤去看梅老师的演出，是真正意义上的“托儿”，是特意跑去带头鼓掌的。可我们都没想到，当我们时隔三年，再次听到梅胖子的音乐时，就连我们这些曾经受到过刺激，如今最具免疫力的“托儿”，都被丫给结结实实地感动了一把。

告别演出的场地并不大，充其量能容纳200人，开场前的入座率大概在一半左右。参演的乐队共有五支，都是北大或和北大有点关系的小乐队，梅老师的“十字冰封”被安排在了压轴的位置。前四支乐队都是那种标准的学生乐队，唱得并不好，观众觉得无聊，很多人都陆陆续续地走掉了。我和工藤都是“托儿”，所以只能忍，不能走。

据那些乐队的人自己介绍，他们很多都是刚上大学的新生，凭着一腔热情搞乐队，虽然也有所谓创作，但我更觉得他们总是在模仿的基础之上想方设法画蛇添足。此外，我还搞不懂为什么那帮孩子一搞乐队就要玩很前卫的东西，前四支乐队无一例外，都是一个爱表现的小主唱，假装有激情、有思想，在台上不明不白地怒吼，愤世嫉俗，偶尔能带动一些刚入学的孩子们兴奋起来，但就连毕业才两年的工藤都觉得这种表演惨不忍睹。

更晕的是，由于这次演出是学生会主办的，所以从音响设备到调音师都不专业，前四个乐队在表演的时候，音响频频出问题，不是啸音不断就是麦克没声。轮到梅老师上场的时候，键盘的连接线居然彻底接触不良了，梅老师坐在架子鼓后面，瞪着一对网球似的眼睛，看着一群人在自己面前瞎忙活，足足二十分钟都没弄好。后来，梅胖子终于忍无可忍，“哇”地一声怪叫，抡起鼓槌，开始了长达近半小时的近乎疯狂的单人鼓秀。本已沉寂的观众席沸腾了，在那种密不透风的巨大鼓声中，任何欢呼和喝彩都显得软弱无力。我实在无法想象，在那30分钟里，梅胖子脑子里都在想什么——或许真的什么都没有，因为鼓技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本能，深植于血脉，相融于灵魂。

后来，音响修好了。梅老师的乐队把一次更加癫狂的摇滚盛宴带到全场，这是他们六年努力的见证，我在台下清晰地感受到，这群执着的音乐人，正在极力地表达对音乐的热爱，并且通过音乐、节奏、鼓点、人声，向在场的所有观众致谢。人声、鼓声、音乐声，将人群带入金属乐的高潮，突然，梅胖子脱掉上衣，露出一身白膘，肆无忌惮地展现更为彪悍的鼓点，就像所有的电子游戏里，最终Boss只要一脱盔甲，准能提升一个级别一样。观众全体起立，尽情地摇曳着手臂，已经分不清是在享受还是在向他们致敬。

活动结束时，梅老师在出租车上问我有何感受。我直言不讳道：“从你们的音乐里，我能感受到你们想表达的东西，这是其他几支乐队所不具备的。我相信，你们也一定经历过各种浮躁和挫折，但现在，我能感受到你们的积累和沉淀，真正的音乐是有内涵的，这就是表演和演奏、精致和皮毛之间的区别。”说真的，若是在几年前，我决不会这样去称赞梅胖子的音乐，但今天，他们的表现已经可以让我毫不犹豫地说出这样的话。

祝福梅玮，以及他的冰封十字。这显然是一个迟到的祝福，我希望还不算太晚。

阿峥的房子被来京观光的外地亲戚们占领了，只好睡在我家。第二天，这厮苏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抱怨：“你丫床太软，把我腰都睡酸了”。我告诉他，我的大铁床乃是我爷爷那个时代的产物，铁床架子上有一个经年不坏的木制床板，连同床板上的超薄立体护垫，以及一张厚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床单，组成了朕的御榻。如此简约的结构，导致了这长床奇硬无比，我曾经花了至少两年时间去适应这张床，其余不慎睡过它的人都感慨道：“操！”足见它的硬度，绝非一般人能够容忍。问题是，床板硬成这样，阿峥都嫌软，所以我猜他在家里睡的极有可能是大理石。

说到床板，我想起了大学时代的一个传说。说在我们宿舍，有一张被诅咒的床铺，该铺的邪门之处就在于，它会莫名其妙地在夜深人静时断成两截，以至于后来的学弟们都对我们宿舍及我们心怀敬畏。那是在1999年的某个夜里，夜深得很神秘，六头有志青年（包括我）在宿舍中酣睡，恍然间，一道惊天动地的断裂声令我们从梦境中惊醒，紧随其后地，便是一声撕心裂肺的怪叫。“卧～操！”发出那声怪叫的人就是张佳老师。大一时曾经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沈华老师吓得从床上弹了起来（他的体形具备这样的条件——王小猪注），以为地震了，抱着被子绝尘而去，再也没有回来。这就是曾经一度轰动全北大的106床板惨案。

宿舍管理员奉命破案，并坚持认为床板是被张佳老师睡折的。然而，我们宿舍的兄弟口径空前一致，都声称床板断裂与张佳老师无关，理由是，张佳老师已经在那个床板上睡了大半年，如果因为张老师体型饱满就要折，那它早就该折了，干嘛偏偏这个时候折？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们的床板质量不过硬，才会由量变到质变，由床板到劈柴。当年，我们宿舍里聚集了法学、金融学、政治学、哲学人才，学得都是最擅长抬杠的专业，面对各种文斗都无往不利。宿舍管理员实在说不过我们，就只好放弃破案，还给张佳老师换了个新床板。张佳老师很感动，咧着嘴冲我们挨个道谢，说兄弟们都够仗义，赶明请我们吃腰子。

其实，我们宿舍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床板断裂的真相，但我们偏不说。那年头，我们都还单纯，没有女朋友，也不想谈恋爱，没有游戏机，也买不起漫画书，我们终日辗转在教室、食堂、宿舍之间，我们逐渐习惯了用无趣的习题填充有限的青春，生活原本已经够枯燥，好不容易发生了一点刺激的事情，每个人都兴奋异常——要是这么简单就把真相说出去，生活就索然无味。但是，今天我打算把真相说出来，因为我觉得，事情都过去了这么久，现在还是说出来比较有意思。

在阐述真相之前，为便于读者理解，还有一点需要补充，那就是张佳老师的外貌特征。张老师原籍北京，但怎么看都像是一条山东大汉，高大魁梧，膀厚肩宽，体型比标准亚洲黄种人至少大两号。由于头部较大，他的他那张硕大的脸和动不动就咧开傻笑的大嘴，以及一咧开嘴笑就呼之欲出的两枚弹力球般的眼珠，慢慢地变成了他的标志性符号。如果找一个印象派画家画出张佳老师，你十有八九只能看到一张大脸、两个巨大的眼球和一张大嘴，好像日本战国时期的某种邪灵。从生物学分类上看，只要他的胳膊再长一点，人再黑一点，就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灵长类生物中的另外一个族群。每次他回宿舍，把鞋脱下来，我们都觉得那不应该是双鞋，应该是个容器。阿峥说，张佳老师的内裤之大，令人叹为观止（据测量，内裤里的猴皮筋周长三尺——王小猪注），但它不能用来做容器，因为有两个洞；阿峥还说，只要把张老师的两条内裤垂直缝在一起，就可以将内裤下面的两个洞完美地填充好，成为一个真正的容器，装20斤大米不在话下。

接下来我们可以说说床板断裂的事情。事实上，倘若张佳老师一直老老实实地睡在上面，正常地翻身、打呼噜，那么床板一定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问题就出在他那几天来那个了。张老师体质特异，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不方便，一到日子就疯狂咳嗽，咳得撕心裂肺、气势如虹，我们都觉得他随时可能把内脏射出来，所以在那几天都尽量都不面对他说话。张老师觉得自己老咳嗽很不好意思，就练习忍着不咳，逐渐变成了“坐着不咳，躺下咳”，也算对得起宿舍兄弟们。惨案发生的那天夜里，我们对张老师说：你丫咳嗽声太大，不许睡觉，等我们睡着了你再躺下。张老师咧着嘴，很可爱地点头，答应我们。结果没过10分钟，张老师躺下了，一躺下就疯狂地咳，可能因为白天忍太多了，这下全释放到了床上，他咳嗽的时候全身跟着动，结果带动了临近的两组上下铺一起做共振运动，终于，他打出了一个绝世大喷嚏，随后，我们就听到了一道清脆的断裂声，以及“卧～操！”的一声怪叫。

痛定思痛，如今回想起来，我还是发现那次事件仍有三点值得庆幸。一是我们当时住在地下室，下面再无楼层，虽然床板断裂之声甚响，但由于靠近地表，所以声音的传播力有限，并没有惊醒其他宿舍的同学；二是张佳老师睡在下铺，而我刚好睡在他上铺，所以我并没有因张佳老师的轰然落地而受害——反之，倘若我在开学的时候错误地选择了下铺，而让张老师成为“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那结果简直不堪设想；三是那次事件之后，张佳老师不仅咳嗽好了，而且再也不来那个了，你说怪不怪？

张佳老师来那个，疯狂咳嗽，夜里睡折了一个床板，然后就不来那个了。其实，仅凭这件事，还不足以形成传说。关键就在于，宿舍管理员给张老师更换新床板不到一周，该床板就又莫名其妙地折掉了，这次没有任何预兆，张老师连那个都不来了，也就没有把柄可抓，面对宿舍管理员就更理直气壮了些。管理员无奈，只能再换新床板。谁想没过一周，床板又折了，管理员大叔急得直挠墙。后来，隔壁一个物理系的败类告诉大叔，只要把新床板放在下面，上面再摞一张折掉的旧床板，就会结实很多，管理员大叔照做了，果然张老师的床板再也没折过。只是经过那种处理的床铺好像一张席梦思，超级有弹性，而且无论我们在上面用多大力坐下去，都不会坏。从这件事，我们得出了一个教训：大叔不可怕，就怕大叔有文化。

学弟们只知道我们宿舍的某张被诅咒的床板有自己断裂的癖好，他们不知道，床板断裂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上面睡着张佳老师。后来，张佳老师从宿舍搬出去了，该床板就再也不具备这个必要条件，所以再也没有断过。

好久没在博客上落家常了，好不容易更新几次，都是在损人，搞得好多人都觉得我一更新博客，就有人要倒霉，甚至把我的博客和SM划上了等号。比如阿峥，我更新了《三年之痒》那篇博客之后，那厮就假装不满，多次要求我把文章拿掉，理由是我“泄露兄弟机密”，我说，我的博客系统早就设定成“只能贴、不能删”的模式了，所以文章拿不掉，于是他就不再问了——其实怎么可能删不掉，我偏不删——谁让他是兄弟呢，是兄弟就不怕得罪。后来，看到那篇文章的人越来越多，就连久未联系的大学同学都给阿峥打电话，慰藉他那颗受了伤的小心脏，阿峥不胜其扰，就对我说：你丫赶紧写我，多写点我，真的假的无所谓，把我写出名算啦！这种情况足以说明，只要施以压力，任何人都有变成受虐狂的潜质。但我并不打算靠编故事让他出名，我只写真事。

据阿峥供认，离婚之后的生活并不轻松。以前一直都是两个人，现在突然变成了一个人，回家一进门，房间一下子扩出好几倍去，没人，木地板都压不住，踩在上面特别有弹性，家里也不开火，洗澡水从此随用随烧。对阿峥来说，以前要做的好多事现在不用做了，陡然富裕出来好多时间，需要做一些事情去填补。于是，他就养成了没事就看电影的习惯，并且口出狂言，声称要从每一部电影中至少悟出一条人生哲理。作为这厮的死党，虽然我觉得“看电影，学哲学”本身有点扯淡，但我也不反对他这么做——人家正空虚，浑身欲火无处发泄呢，不看电影，难道去参与火炬接力？没过几天，那厮把十年前的《大话西游》VCD翻了出来，从头到尾看了两遍，感动得两把鼻涕两把泪（平均每一遍感动出一把鼻涕及一把泪——王小猪注），而后在朋友当中奔走相告，说他终于发现了这部电影的惊天秘密，即：《大话西游》才是检验爱情的唯一标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丫已经在扯淡了。

阿峥的理论是这样的：要想参透他说的那个“惊天大秘”，你得首先相信轮回，相信人生是无数次等待和相逢交替更迭的结果，地球每转一万转，你就又让人生出来一次，并且有机会遇到真正的爱情。于是乎，孙悟空附在了至尊宝身上，对前世的紫霞仙子说：“如果要在这份爱情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阿峥说，如果你真的懂得了爱情，看到这一段，你就应该能感觉到有一股热流袭面而来，然后就会像他那样，流出一把鼻涕外加一把泪。在此基础之上，阿峥发挥道：“所以呀，你想，这世上有几个人能遇到真爱，好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就匆匆结婚生子，碌碌了此一生，然后等到地球的下一个一万转。”

说真的，直到我把他的理论写出来，我还是觉得丫在扯淡，至少孙悟空和一万转和爱情这几件事关系不大，牵强附会到一起，这就纯属胡勒。然而，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我还是对他说的那句“好多人不懂爱情”心有戚戚焉。其实，我几乎不在博客里探讨爱情问题，但这一次必须破例，给兄弟面子——在下认为，没有一种真爱可以建立在对婚姻这种形式的追求之上，所有真正的爱情都是顺其自然形成的，一切刻意培养出来的爱情都是错觉，就像夏天开空调，人造冷风一吹，很受用也很舒服，但时间长了才知道对身体不好，乃至吹出空调病。其实，真爱是一种感觉，一种无私的付出，它可能稍纵即逝，也可能连绵起伏，但也正因为它的不确定，才让从古至今的全人类为之神魂颠倒。这就是我为什么厌恶所谓“相亲”，这也是我为什么固执地认为恋爱和婚姻是两码事。

所以，你别看我在博客里写阿峥离婚的故事，其实我一点都没有损他的意思。对于任何勇敢追求真爱的人，我都打心眼里由衷地敬佩，不管他们是已婚还是未婚，不管他们是Single还是Couple。我还记得，在他们俩离婚之前，我们三个人在王府井吃饭，我看到他们俩有说有笑，共同度过婚姻生活的最后时光，我想，如果我哪天不慎走到了这一步，我能比他们更勇敢吗？我能顶住所有压力，坦然面对自己吗？好多人看了那篇《三年之痒》，都故作惊诧地问我：你说他们是怎么想的呀，都离婚了还能一块儿出去旅游，太不可思议啦！我特想说：你当然不懂，他们可以为了爱情组成家庭，同样可以为了爱情解散婚姻，真爱在他们心中永存。相比之下，那些认为领到一张证就拥有了爱情的小白们，你们好好想想吧：自己究竟在追求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我说我爱你，你信么？

从前，有一个山明水秀、鸟语花香、一年四季风景如春的地方，那里的天永远碧蓝如洗，那里的水永远清澈见底，那里的空气让人一闻就觉得全身舒畅。当春好雨涤荡尘埃，新生绿叶与露共舞，一切都是崭新的，美的，纯净的，一尘不染，犹如经过27层过滤的纯净水。本文的主角，小驴（即兰妹妹——王小猪注），就出生在那样一个地方。

时间追溯到小驴的母亲，也就是驴妈妈怀小驴的那段日子。小驴说，那个时候，最幸福的人其实是她爸，驴爸爸每天趴在驴妈妈的肚子上听，并且乐此不疲。小驴还说，驴爸爸虽然一直在聆听驴妈妈的肚子，可他真正想听的不是驴妈妈，而是驴妈妈肚子里面的小驴。证据就是，趴在驴妈妈肚子上的驴爸爸会时不时地发出一声饱含惊喜的怪叫，“动啦动啦！”——这个“动啦”背后真正的施动者就是小驴。驴妈妈为了让驴爸爸高兴，即使“动啦”的感觉并不明显，仍然愿意配合着说，“它在踢我，它在踢我！”其实，是不是真的踢了，踢到哪儿了，踢了几脚，驴妈妈说不清，小驴也说不清（主要是记不清了——王小猪注），直到驴妈妈把小驴生了出来，发现肚皮上多了一个U型的印记，才无奈地说道：“还真踢了，就这儿。”

驴爸爸爱死了小驴，像世界上所有的父亲那样，把小驴视作掌上明珠PSP。他不仅把小驴当成自己生命的延续，更把所有的梦想和对未来的期待全部寄托在小驴身上。驴爸爸说：“我要培养他，让他做中国一流的篮球明星，20年后，他的身影会出现在NBA赛场上，他会在火箭队，和麦迪一起打球，他们组成让全世界篮球运动员闻风丧胆的‘驴麦组合’，他将是中国体育的象征。”驴爸爸还说：“或者，让他学钢琴，先做一流的钢琴手，然后学作曲，唱RAP，口齿不清的那种，让他做流行乐坛的第二个罗大佑，跟一堆女明星搞绯闻，我还认识一个神经病自称韵律诗人，他儿子叫方文山，长大了铁定也是一神经病，就让小山给咱小驴写词，你知道，神经病写的歌词都特浪漫，出道主打歌就叫《爱在西元前》。”驴爸爸又说：“最不济，让他学摄影，当歌星，从小不练别的就练臭拽，没准还能代言百事可乐呢，百事可乐一找代言人就找臭拽的那种，咱给他买苹果电脑，他长大了以后可以给女明星拍艳照，找个合适的时候往外一曝，也算是功成名就。”……就这样，驴爸爸给小驴设计了很多种未来，每个方案都巨细靡遗，只可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驴爸爸考虑到了一切因素，偏偏忽略了小驴是个女娃，而他的方案都只适合男娃。结果到了今天，这些未来小驴一个也没有执行，都让别的男娃给用了。

驴爸爸赌上了自己的梦想，给小驴设计了好多未来，结果，就因为小驴是个女娃，那些梦想一个也没能照进现实。不过，驴爸爸还是倾注全力去培养小驴，他常说：英雄不问出处，再过20年，等到第三届超级女声的评选结果出来，你们就会知道什么叫“生男生女都一样”。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驴爸爸的精心调教下，小驴一岁学走路，两岁通音律，三岁能解三元一次方程，四岁就认识了4000多个汉字。还记得小驴四岁那年，站在院子当中，单手叉腰，驴目圆睁，少年风范，尽显无遗，小驴指着太阳，大喊道：“日！”驴爸爸听了，不禁热泪盈眶道：“这孩子，长大了一定有出息。”小驴听到了，心花怒放，就说：“当然，我是人才！”

小驴小时候很喜欢在马路上溜达，逢人就设问：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绿色吗？因为我出生在一片绿色当中。又设问：你知道我为什么讨厌蓝色吗？因为天不是绿的。又问：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吃羊肉吗？被问的人抢答：因为羊不是绿的。小驴得意道：错！因为羊吃草，草是绿的。事实上，这组题目的难度相当之高，就连幼儿园阿姨也被小驴无情问倒。凭着这组著名的“小驴思辨”，小驴在镇子上声名鹊起，被誉为“20世纪最后的神童”。镇上有个留过洋的老师主动收小驴做学生，对小驴说：“小朋友，我见你思维缜密筋骨奇佳，真是百年一遇的哲学奇才！我这里有本秘笈，是古希腊圣贤苏格拉驴写的《对喷录》，见你这么投缘，十块钱卖给你了！”小驴不屑地问道：“苏格拉驴？是人才么？”老师当场脑中风，一瘫就是二十年。

渐渐地，小驴长大了，越长越像女生，越像女生，驴爸爸就越绝望。说到底，驴爸爸还是喜欢儿子的，他盼着小驴能长成假小子，实在不行，长成驴宇春那样也凑合了。可小驴还是茁壮地朝着女人的方向迈进，小驴觉得，做女人，挺好，就算不挺，也挺好。其实，对小驴来说，挺不挺是次要的（肥肥挺就可以了——王小猪注），她从8岁那年，就藉由无与伦比的美丽嗓音，建立了足以受用一生的自信。小驴唱起歌来，可以做到彻底的忘我，当那些绝世的音色从她喉咙中不由自主地释放出来时，小驴双臂交叉（像法老那样——王小猪注），双手紧贴前胸，那一瞬间，她的手掌距离她的肺部仅不到1厘米，她能清晰地感受到气流是如何经过胸腔，形成即将绽放的音乐，同时，她也由衷地体会到了，上天对人类是多么地公平。

“我要去北京。”

在小驴18岁生日那天，她默默地做出了这个决定。小驴的决定是没有人能改变的，否则，她就不是小驴。那是一个五月的清晨，阳光温柔地抚摸着小驴的脸颊。一阵清风吹过，河床倏地盖上了一层银被子，晨露散尽，新生的叶显得分外妖娆。彩蝶带着蒲公英在河边嬉戏，河边的杨柳纷纷撒下絮子，落到小驴头上，分不清哪些是絮，哪些是屑。小驴就这样告别了父母，离开了驴鸣镇。

给雅雯传文件的时候，她的QQ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机器故障，不要和我说话，我看不到。我就纳闷了：文件正传着呢，她能接收文件就证明她一定能看到；也不应该是死机，死机了还能发出消息，那不是雅雯，那是Neo（《黑客帝国》男主角——王小猪注）。后来，雅雯上线了，说，文件传一半突然死机，公司的笔记本老出毛病，现在换了家里的电脑，没事了，重新传吧。

雅雯说，公司给她配的电脑不仅慢得要死，而且还经常无故黑屏或死机。上班做文档，做着做着，眼前一黑，文档就白做了；上班聊QQ，聊着聊着，眼前一黑，虽然不白聊，但解释起来也颇麻烦；走在路上，走着走着，眼前一黑，原来是看见了工藤。后来，雅雯学会了在电脑黑屏的情况下输入“机器故障，不要和我说话，我看不到”，那可是真正的“盲打”，跟《无间道》里梁朝伟用摩斯代码发暗号同属一种技能。

谈到公司的笔记本不好用，我也深有同感。以前在蓝标，刚去的时候没有笔记本可用，公司给配了一个慢到死的台式机，装Mandows操作系统，用“熬费死”办公软件，好在哥们以前是做IT编辑的，机器虽然烂，但人的兼容性很强，把机器好好地超了一下频，居然能跑Win2000。根据蓝标的规定，员工熬过半年就可以申请购买笔记本，第一笔钱自己出，然后公司每个月给补助500元，两年为限。后来，我用第一年的年终奖买了第一台笔记本，赛扬1.4的CPU还觉得超级快，再次印证了老纳粹格林的那句名言：被虐惯了的人都特容易知足。再后来，冯板凳老师来了，就用那台被我百般优化过的慢到死台式机，急得她天天骂街。由此可证，想让一头淑女学会骂街，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让她去蓝标，二是给她一台蓝标默认的台式机。板凳那时候老说：“妈的，要是我们家苗苗不要我了，我就当着老赵的面把这电脑砸了！”板凳还说：“妈的，等我有了钱，就把这电脑买下来，然后把它砸了。”后来，板凳一说话，就是“妈的，……，把它砸了”，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学形式，类似于日语里的俳句。

现在我在FlashGet，公司配的笔记本仍旧很慢。那是一台惠普的商用笔记本，除了散热量低没什么别的优点，除了慢、爱死机、爱蓝屏、键盘不好用、光驱不读盘、内存不能扩展、屏幕太暗以外没什么别的缺点。公司的总裁们都喜欢讲PPT，而公司所有的PPT都是我做，偏偏我的电脑跑Office 2007卡得厉害，做PPT一半以上的时间用于等待系统响应，申请购买新机又被管财务的总裁驳回，可能因为财务总裁不讲PPT。其实我是很无所谓的，被蓝标的电脑折磨了那么多年，还怕电脑慢么？问题是，每次随便做个什么PPT都会拖到凌晨，别的总裁又都会等着我做完再走，虽然电脑是公司配的，哥们慢也慢得坦然，但我还是会担心老总们熬不住。老总们日理万鸡，身体比我们金贵得多。

雅雯还说，根据她的经验，其实我只要在公司里闹一闹，好机自然来。她以前就是，公司的本子慢，而且老出毛病，她就找领导闹，领导上不胜其扰，只得给她换新机器，图个耳根子清净。换机的时候，领导说，这是公司为了鼓励她好好工作，给她的一种特殊关怀，那机器价值两万多，是公司的老总级的高层才能用的，丢了要照原价赔偿。雅雯拿了机器，到网上一查，不禁骂道：操，两万是前年的价格！要是大家都把本子弄丢，搞不好还会变成公司的盈利项目。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好歹比以前那个强多了。雅雯兴高采烈奔向洗手间，偷出来一卷手纸，把新机器上上下下擦了一个遍，直到跟翻新的没什么区别，然后开始用。上班做文档，做着做着，眼前一黑，文档就白做了；上班聊QQ，聊着聊着，眼前一黑，虽然不白聊，但解释起来也颇麻烦；走在路上，走着走着，眼前一黑，原来又看见了工藤。雅雯说，她后来就不闹了，因为她发现，本子再怎么换，都是慢和出毛病，不管是高档电脑还是低档电脑，只要是公司给配的，就是慢和出毛病。马克思教导我们，要透过事物的表象看本质，看来雅雯已经深谙此道。

正如马克思可以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看透资本主义制度的操蛋一样，从笔记本，我们也不难推出来，凡是公司的东西，都是慢和出毛病。比如，公司的财务——而且几乎是所有公司的财务，都是慢和出毛病；公司发薪水，也是慢和出毛病；公司的制度和政策，所有人都有同感，绝对的慢和出毛病；公司的领导，慢和出毛病（我们公司领导除外——王小猪严正声明）；公司的客户，慢和出毛病；就连去公司的路上的交通状况，也是慢和出毛病。

天下乌鸦一般黑。
天下公司配的电脑一般慢和出毛病。
天下公司一般慢和出毛病。

这就叫举一反三。

我在博客里写赤姐，引来了许多议论，部分非议来自赤姐的铁杆粉丝，实在是意料之中。说真的，我觉得写赤姐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概因赤姐的性格是我颇为欣赏的那种。你知道，如果一个你挺欣赏的人做了一件你挺看不上的事，任何人去评价都会觉得有难度。后来，我把那篇博客重新看了一遍，发现话说得确实有点损。但这事不能全怪我——如果我早几天看到兰董和她抨击80后、90后的那些言论，就不会把话说得那么损——我还留着唾沫啐兰董呢！

周星驰老师教导我们：如花要有绿叶做衬托。赤姐的绿叶就是兰董。兰董在博客中肆无忌惮地表达对80后和90后的嘲笑，而这种嘲笑居然是建立在她“有钱、开名车、包养男明星”的基础上的，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浅薄和无知，以及价值观的变态和扭曲，简直无以复加，令人发指。从兰董的文字中，我看到了一个标准的50后暴发户有了点小钱就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样子，看到了一个没文化的奸商的丑恶嘴脸，我甚至怀疑兰董并非70后，因为她的思想实在太穷气，穷气到70后就恨不得把她扫地出门，用吾空的话说，一脚踢回到50后，不，踢回到精子时代。

看到兰董，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上个周末，我坐动车组去外地办事，火车广播里放了一首不合时宜的歌，叫《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我记得这歌在春节前后十分之火，各大音乐网站中都有推荐，但我当初并没未在意，所以火车上放的那次，是我头一回听到。私以为，那歌本身很一般，曲子流于俗套，既无城市风格，也无乡土风格，既不前卫，也不传统，或许就是没风格——像这样的曲子，我们梅四少爷（俺的死党之一，以前我博客里提到的“梅帝芬金”，梅兰芳家第四代传人，喜欢作曲——王小猪注）一晚上能写出20多首来，够他们唱到实现小康的。所以我想，令这首歌火起来的原因，恐怕正是那句“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它直击了广大民众的内心，和前些年的《常回家看看》走的同一个路数。

然而，让我担心的，也正是这句“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仔细想想就不难发觉，“有钱没钱”属于个人经济问题，“回家过年”属于个人情感问题，把两个不相干的问题揉在一起还能令大家感觉如此通顺，这背后必有隐情。我们知道，“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传统，几千年来，我们都没有在这个亲情传统上附加任何条件，比如金钱。我们一直以来都很清楚，中国人崇尚亲情之乐，任何亲情上的缺失都是金钱无法弥补的，因此无论是“有钱”还是“没钱”，都不应该成为“回家过年”或“不回家过年”的决定性因素。可问题就在于，大家居然觉得“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个说法没有问题，只能说明公众的价值观扭曲得太严重。

有人一定会问，《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原意，是“不管你有钱没钱，都得回家过年”，这有什么可扭曲的？我想给那些几乎是一定会出现的杠头们打个预防针：我所强调的是，这种搭配本身就是一种无厘头的市侩，根本就不应该放在一起，它和“有病没病回家过年”、“有文化没文化回家过年”一样令人费解。如果你想质疑这个说法，敬请免开尊口。

从小我们就受到这样的教育：人不能一切都向“钱”看。言中之意是，这世界上除了钱，还有许多珍贵的东西，比如亲情、爱情、友情、智慧、才华、快乐及其他。像兰董那种唯金钱马首是瞻的观念，其实已经或多或少地深入到这个社会的骨髓当中，并且逐步深入人心。在我看来，这种观念最恐怖的地方，在于它会把一些不该量化的东西量化，比如用一个作家的收入去衡量他的价值，用一个歌手的出场费去评估他的才艺。我曾经甚至在公交车上听到两个南方口音的年轻人聊天，互相给彼此的女朋友估价，根据相貌、身材，我记得其中一个估了5000，另一个估了3000。我当时就想，人要愚昧到什么程度才会说出这番话？不是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么？怎么这帮人越有钱反而越不要脸呢？

我相信兰董病得不轻，另一个理由是她居然可以如此地没有自知之明。我不明白她那种盲目的自信是从哪儿来的。在我的想象中，它更类似于一种古代的巫术：兰董抄起一叠钱，然后就觉得自己不可战胜。虽然这听上去挺幽默，但自古以来，不懂幽默的人做出来的事都挺幽默。只可惜，所谓人外有人，世上比她有钱的人何止几千万？从阿联酋随便拉出一个懂中文的来，都会这样对兰董说：你丫就是倾家荡产，也买不起我家后院的一个角！换作我们小驴，则会这样对兰董说：你丫就是倾家荡产，也买不来肥肥给我的万分之一的快乐！（换作肥肥，则说：你丫就是倾家荡产，也买不走小驴带给我的万分之一的痛苦。）换作我，则会这样对兰董说：你丫就是倾家荡产，你丫的病也好不了啦！

周星驰老师诚不我欺！在如花兰董的衬托下，赤姐果然显得温文尔雅、惠心兰质。说起来也怪了，她们俩，同样是上海女白领，同样是作秀，同样是装逼，差距怎么就这么大捏？据我猜测，兰董既然能称之为“董”，未必真的在心智上有所缺失，她最看不过去的也可能不是80和90后，其实，她最受不了的是有人比她贱。

上海女白领在MySpace里上传艳照，引起了很多讨论。这个人的网名很啰嗦，我不喜欢，所以干脆简称其为“赤姐”。之所以不将其称为“赤老师”，一是因为她总在博客里自称“姐姐”，我也只好投其所好；二是她的水平距离“老师”这个称谓还太远，就连老师中最具边缘个性的陈冠希老师，也会令她难以望其项背。

前阵子，一个朋友把赤姐的艳照链接发给我看时，我还相当不以为意，反问道：有那么火么？朋友答：废话，都脱成那样了，还不火？我看了一下所谓的艳照，感觉有三：第一，赤姐很少露脸；第二，赤姐很少露点；第三，露出来地方的都不怎么好看。所以我当即推断，任何网站的图片频道都比它更艳，赤姐没什么可看的。后来我才发现，我错了，错在又一次高估了网民的水平。

艳照如此多娇，引无数网民竞折腰。在百度上Google一下“赤裸特工”，相关文章居然有30000多篇，就连《法制进行时》都被惊动了，制作了一个无关痛痒的扯淡专题。我突然想起前不久BTV-3的一个编导向我抱怨：想做陈冠希老师的专题，结果两会开幕，只好自宫。于是掏出手机，给该编导发短信：你丫可赶上这拨了！

好多人都说，赤姐是个充满个性的聪明人，她的艳照基本上不漏真气，她的智慧跃然于字里行间，她的生活态度令大部分尚未接受过深度洋奴教育的中国青年闻风丧胆，追捧者激进，讨伐者落伍，云云。赤姐说，她是熟女，所以可以发艳照，不成熟的都躲着点，以免伤着。她用艳照给全中国的半熟男女划出了一条活生生的赤道，并且潇洒地游走于赤道边缘，她头发湿了，所以你热了，你觉得high了，所以她火了，不仅火了，还一下子燎到了淫媒和大众的G点，又掀起了一阵全民的性高潮。

赤姐的博客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玩的弹球，其中的一种玩法是：小朋友们站在两堵墙之间，把弹球在A墙上一磕，弹球就滚向B墙，停下来的时候，谁的球距离B墙越近，谁就赢了，但如果碰到了B墙，就算输。我觉得赤姐一定是受了弹球游戏的启发，她机智地发现，所谓社会和公众的道德底线，其实就是我们所熟悉的B墙：大家都在玩一种磕墙游戏，看谁离B墙近，但如果谁不小心撞上了B墙，他就算玩现了，我们就集体起哄笑话他。现实则是，不管是赤姐、网络媒体、法制进行时还是数以万计的看客，大家都积极踊跃地靠近B墙，学名叫“打擦边球”。因为B墙有人气，因为B墙是检验网络媒体价值的唯一标准，所以虽然大家都高潮了，但我们更多地只看到媒体在爽。

我得承认，赤姐是我见过的为数不多的拥有一点小聪明的女白领，我还以为现在的女白领都跟刘畅似的呢，原来还有懂点逻辑、能把话说通、不胡搅蛮缠的（我很欣慰——王小猪注）。但仔细想想，赤姐的聪明又显得那么市侩。在我看来，赤姐的自我炒作是那么的缺乏远见，虽然她很快火了，但正如任何性高潮都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赤姐热”恐怕会很快降温，然后被公众遗忘。

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靠出位吸引观众是个有效的方式，但迄今为止，互联网上从来没有一个草根明星是脱出来的。让我们看看那些靠照片出名的网络红人吧：芙蓉姐姐红了，靠的不是脱（万幸！——王小猪注），靠的是不要脸；陈老师以及一系列女明星也红了，不是因为色情，而是因为名声在外。这方面的反面教材也不少：天仙妹妹红了，还当上了索尼爱立信的代言人，结果枪手团一撤退，她很快就凉下来了；张筱雨无论从相貌、身材、暴露程度和照片的美感上看，都比赤姐强百倍，但也是没火多久就凉了。可见，在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网络红人背后，在任何一次成功的网络炒作背后，一定都有一个巨大的能够吸引网民持续关注的特色。赤姐不具备这种特色，所以不会一直火下去。

我以前在博客里说过，我喜欢一切特立独行的人，所以，我不喜欢赤姐——不是因为她长得不好看还出来吓人，而是因为她哗众取宠的技术实在不过硬。在我看来，既然出来秀，就一定要敬业，把策划做全面了再行动，否则就别拿自己的丑照出来，挑战公众的智商——别告诉我你丫跟小胖一样都是不小心被人关注的！

其实，赤姐的炒作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赤姐不是会写东西吗？她可以给自己赋予更加桀骜不驯的性格，像杨二老师那样，用一张毒嘴把国内女明星都骂遍，说她们每个人都不如自己，然后以一张自己的艳照和女明星的对比图收尾。每日一骂，定会成功。

鲁迅先生曾经曰过：世上本没有逼，装得人多了，就都成了逼。